当检察官的时候遇到不少发回重审的案子，现在以律师的身份，结合一个合同诈骗最后作无罪判决的案例，谈谈个人看法。

1.一审期间，检察官审查认为证据不足，要求公安补查。

合同诈骗等经济金融类的犯罪案件，最大的难题就是调查取证。

由于很多企业经营过程中，财务混乱，企业账户与个人账户混用，各种票证管理混乱，入账和不入账，以及各种口头再加上经营行为本身就有来回往复，项目不可能全部一一对应，这就导致两个取证困难：

一是很难调取完整的证据材料。

二是调取的证据很难梳理，几乎不可能做到一一对应，那些不能印证的部分，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怎么办呢？

虽然强调案件比，能不退查就不退查，可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能够“诉的出”，还要“判的了”，检察院会退回公安，要求补充侦查，并提出全面的补查提纲。

2.公安补查。

这时候，公安其实很难查到对定罪量刑有利的证据。要么再调一些银行流水，要么再查一下相关的合同，票据等等。

更经常的做法是，写一个“情况说明”，至于内容，涉及到内部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

3.检察院“带病起诉”

拿到补查的材料，很多检察官直翻白眼，“一个月！就这？”

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检察官吐槽“我太南了，实在太南了”，诉也不是，不诉也不是。

实在拿不定主意，检察官会向部分领导报告，组织召开部门检察官联席会议，看看大家的意见，希望有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不过检察官联席会议上，各位检察官的意见，仅作参考，不能做为承办官拿决定的依据。

也就是说，如果最终案子办错了，对不起，跟检察官联席会议无关，检察官个人要承担错案的责任。

如果检察官确实心里没底，他可能会申请上检委会，这是检察院内部办案最高的权力机构，虽然是临时性的，但决策具有终局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检委会都会形成决议，也不是所有检委会做出决策的案子，检察官就不承担责任。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就不多说了。

大家只要知道了，一个案件可以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议和检委会讨论就好了。

囿于种种原因，这种案件撤诉的少，起诉的多。对这种案子，检察院内部称为“带病起诉”，他们不是对案子的具体情况没有认知，而是我们的诉讼程序决定的，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就很难有退出机制。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对上述情况，法院也是心知肚明的，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多基层法院都会做出有罪判决，不过有的会变通处理，比如以减轻的罪名或者给与减轻的量刑。

但并不是说不会重判，现有的检察官和法官考核体制决定了基层的“重刑主义”思维，从重、加重处罚的情况并不鲜见。

前文说的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数千万元，判了10年有期徒刑。

5.当事人不服，上诉。

这种案件，当事人一般都请了比较厉害的律师，对案件一般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无论当事人还是律师，都不满意，上诉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6.二审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相对超脱，它并不那么在意基层公检的考核，也不太在意下级法院的实际困难，毕竟他自己不用承担什么，案子一旦办好了，还能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甚至考核时还能加分。

但发现问题，直接改判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是会发回，要求下级院重新审理。

7.一审法院再次做出有罪判决。

检察院也可能会考虑二审法院的意见，担心再判不下来，或者再次上诉，往往会做个折中的处理，比如换个减轻的罪名，或者给与减轻的量刑建议。

当然也有不考虑，硬着头皮，直接原封不动起诉的。

这时候，法院两级院也开始打架了。一审法院为了维护自己判决的效力，往往会原封不动地做出与上次一摸一样的判决。

有的法官聪明一些，采取折中主义的方式，平衡上级院和当事人的权利，同意检察院改变罪名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

8.当事人再次上诉。

如果当事人和律师坚持认为无罪，坚持上诉的话，案子就会再次进入二审程序。

9.上级检察院的处理。

这时候上级检察院也很被动，不能再提发回重审的建议，要么坚持合同诈骗，要么改变罪名为挪用资金罪，要么就直接提无罪的建议，这种情况极少，千里挑一吧，没有调查，没有准确数字。

10.二审法院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

有罪判决就不说了，基本就是懒汉惰政，不作为。当事人没办法的时候。只能申诉。至于申诉的效果，看当事人的运气了。

如果遇到一个专业过硬，有担当的检察官或者法官，在无罪检察建议的基础上，直接就做出无罪判。

也有检察官起诉有罪，法官直接判无罪的。不过，数量更少，这种案子一旦出现，就会被争相报道，为人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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