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的第一篇，写于1926年2月21日。当时，围绕“女师大”学潮，鲁迅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现代评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朝花夕拾》，虽是重提旧事，却具有现实意义。

这篇散文表面上似在写猫、狗、鼠，实质上是托物喻人，借动物画出反动派及其奴才的嘴脸，抒发自己强烈的爱憎之情，闪现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文章的第一部分自“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写起，揭露了“现代评论派”说鲁迅“仇猫”因而诬蔑他是狗的恶毒用心，然后借查考狗猫成仇的“动机”，以覃哈特博士《自然史底国民童话》一书中狗猫结怨的解释，巧妙地将“现代评论派”的先生们和“没眼力”的狗等同起来，从而推翻了他们立论的根据。接下去，鲁迅将“现代评论派”与动物相比，指出：“虫姐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鸳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形象地揭露了这伙说假话、干坏事、搞阴谋诡计的伪君子禽兽不如的真面目，表达出对他们的厌憎。第二部分谈到仇 猫的原因，作者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是这种动物的性情与别的猛兽不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是它有“一副媚态”。文中用生动的语言，勾划出“猫”的嘴脸和灵魂，概括出“猫”的本质特征，使这一动物形象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自然属性，让人明确地领悟到它所包藏的社会内涵。

第三部分追述了仇猫的远因。作者告诉我们其理由很简单：“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文中记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夏夜纳凉之时，祖母讲了关于猫与老虎的故事，猫曾是老虎的先生，当虎学到本领想*掉猫的时候，猫却因留有一手而幸免，这使幼年的鲁迅对猫的狡猾有了认识。接着又引出对鼠的叙写，鲁迅厌恶“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大个子的老鼠”，而对于人无伤害的“只有拇指那么大”的弱小者——隐鼠，则同情和喜爱。当他听到自己救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被猫吃去了”以后，即刻使他“愤怒而且悲哀”，决心与猫为敌，他写道：“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童年的这种心态，充分表现出鲁迅对弱小的怜悯和对强暴的仇恨。

后来虽然意外地得知隐鼠不是猫所伤，但他和猫的感情“始终没有融合”。到了北京以后，因为猫伤害了兔的儿女们，“旧隙夹新嫌”，作者对猫更加仇恨，表示绝不心慈手软，这里既总括了全文，也照应了全篇。虽然作者运用曲笔，说现在自己“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但鲁迅对猫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也是不会改变的。

由上看出，这篇散文前三部分通过回顾说明自己何以“仇猫”和怎样“仇猫”，第四部分则表明今后仍然“仇猫”。虽然篇名为《狗·猫·鼠》，实际上主要在写猫。作者运用“取类型”的手法，刻画了“猫”这个艺术典型，使这个反面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寓意，凡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绝非是一般写猫的科普文章，而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豢养的“现代评论派”先生们的形象的写照，“猫”的坏脾气、媚态、好嚷嚷和妖气鲜明地概括出反动派御用文人的特征。运用以动物喻人的手法，作者将心中的爱憎外化了，具象化了，从而超出具体的事和物而富于象征意味，使作品更加深刻含蓄，更加耐人咀嚼，因而艺术生命更加久远绵长。

著名散文家李广田在《谈散文》一文中曾经说过：“散文的特点就是‘散’”。这篇散文也具有“散”的特点，它以多维方式来表现意向，章法活，笔法随，联想远，但又“散”而不乱，“形”散而“神聚”。

从结构上看，本文谋篇布局灵活，穿插联接，跌宕腾挪，富于变化。全篇主要写猫，但在文章的开头也写了狗，引出覃哈特关于狗猫成仇的童话。在追述“仇猫”原因时，先近后远，现实与回忆紧密结合，层次清楚。其中谈到“仇猫”的远因时，适时插入对鼠的叙写，回忆了对小隐鼠的喜爱和对猫的仇恨，这些自然都同刻划猫的形象有关。但有时，作者也宕开一笔由老鼠而写到屠伯蛇，有一回，一只隐鼠被蛇咬伤了，自己救活了它，平时让它在饭桌上“检吃莱渣”，放在书桌上“舔吃墨汁”，接下去又提到专食余墨，“全身的毛漆墨而且发亮”的墨猴。这些看起来似乎与文章主旨关系不大，但却与下文得知猫伤害了隐鼠后使他“愤怒而且悲哀”直接相连，而且这些绘声绘色的叙述，也为全文增添了不少情趣。可见全篇章法活泼，结构虽“数”，但处处紧和“仇猫”这一问题在写，作到了“散”中有序，“散”中有理。

再看笔法。散文笔法通常以叙述为主，但这篇散文在行文中，作者兴之所至，常夹以议论、描写和抒情，使作品既呈现出自然的韵味，也隐寓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针砭。文章的前半部分明显具有杂文特色，篇首以议论破题，提出“仇猫”问题，摆出论敌的观点，但并未像杂文一样的去驳斥，只是将“名人名教授”“逻辑”的奥义昭示于众，以引出下面对狗猫成仇“动机”的查考。紧接着，文章借“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的诙谐说法，用叙述和描写语言引出章哈特的童话，并加以评论。然后又借题发挥，将人禽对比，大发议论，指出“现代评论派”之流诬蔑别人是禽兽，其实他们连禽兽都不如，并以“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作喻，予以辛辣的讽刺，尽情抒发了对这伙伪君子的愤懑之情，下面对“仇猫”原因的叙说，仍是边叙边议，既维肖维妙地刻划了猫的形象，也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走狗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即使是在回忆童年旧事的时候，也仍在叙述中不时插入议论和描写。比如在写到“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大个子老鼠”时，作者这样描写：“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形象中透出犀利，幽默中孕含着憎恶。当叙述到自己心爱的小隐鼠据说被猫吃了时，接着用两句议论表明对猫的愤恨和复仇的心理。在叙述中间以议论和描写，有时看似散漫，但始终未离中心，它们既能使行文活泼，错落有致，又能使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得到升华。

这篇散文的“形”散，还表现在联想远。作家的思路纵横驰骋，“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例如作者由自己的小说《兔和猫》谈到“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说他“仇猫”而诬蔑他是狗这“逻辑”的奥义，从憎恶猫配合时嗥叫嚷嚷，闹得人心烦，想到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的婚礼，由童年对猫没有什么好感引起祖母讲猫与虎的故事，由“老鼠成亲”想到人类的迎娶仪式以及海昌蒋氏的连拜三夜，由小隐鼠舔食墨汁回想起父亲说过的笔简里的小墨猴，由对付猫捣乱的办法联系到中国官兵对付土匪的方法等，都是由联想将这些广泛而丰富的材料串在一起，织成艺术的彩锦。鲁迅处处紧扣主题,将它们统一于“优猫”这一中心之下，“仇猫”成为各种联想的连结点,使作品“形”散而“神”不散,成为一个严谨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