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木子飞扬
乾隆帝在位期间，曾先后6次下江南，每次出巡，随行人员平均都在2000人以上，声势浩大，一路上花销也大得惊人。据史料记载，乾隆往返一次江南的开支不少于300万两白银。
1751年，乾隆首次下江南，按照事先规划好的南巡路线，从京城出发，渡黄河后，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至杭州，沿途行程6000余里。
为了皇帝的此次出巡，相关部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勘察路线，整修景点，搭建行宫……要准备的工作不可谓不多。
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从京城到杭州，浩浩荡荡的队伍差不多要走上4个月。而且，皇帝还经常临时起意，去某一站逗留一番，比如，经嘉兴时，乾隆就指名要去烟雨楼，没错，就是因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那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得名的烟雨楼。乾隆帝对这个烟雨楼似乎情有独钟，后来，他每次下江南，必然要经停嘉兴，去嘉兴，必然要去烟雨楼，6次南巡，8次登上烟雨楼，并赋诗20余首，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下面的管事人员，要筹备和调配好这一路上的行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说必要的排场和规矩少不了，就是这浩浩荡荡数千人之众的随从人员，要妥善安顿好这么一大批人的衣食住行，就不简单，光是在沿途搭建行宫这一项，就是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当然，皇帝下江南所需费用基本不用宫里操心，银子也无需从国库出，皇帝的行程确定下来，沿途要经过哪些地方，要在哪里停留，去哪里视察，各地接到通知后，自然会把事情办得妥妥的。一般来说，这笔巨大的费用大多数会摊派给地方的商贾，这些商人也很乐意出这个钱，一来是他们家大业大出得起，二来也因为这是一次攀附关系的好机会。
按照惯例，商人出了钱，朝廷也会相应封赏给他们一些荣誉头衔，这些头衔虽是虚职，却也能够在生意场上带来一些实在的便利。
自古江南多美景，可惜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但天子出巡这么大的活动，总得想办法记录下来呀！所以，宫里特别安排了画家随行，负责以画卷的形式记录下一路的见闻。宫廷画师徐扬的《乾隆南巡图》正是全景式呈现了乾隆帝1751年首次下江南的历程，这幅图总长超过154米，旨在气势恢宏地呈现“皇恩浩荡”和“乾隆盛世”。
不仅如此，事后宫里还组织专门团队编撰了《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详细记载了乾隆帝下江南期间的恩诏、功绩，及一应事宜。
1784年，乾隆帝第六次下江南之后，自知不会再有第七次了，一个是自己已是古稀之年，年纪大了，禁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圣祖康熙帝一生中也只有6次南巡，按照规矩，乾隆作为晚辈不宜超过祖父。
从历史角度，乾隆六下江南，也确实办了一些事情，比如，通过实地考察，推动了对黄河、淮河的有效治理，上马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又比如，在江南期间，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能臣干吏，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朝廷栋梁之才。
显然，乾隆下江南这件事，有利有弊，利在于以天子亲临的契机促成了一些在宫里可能不容易办到的实事和要事，弊则在于一路上的巨大开销实在有些铺张浪费。
在《御制南巡记》中，乾隆曾总结道：“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乾隆把南巡当作其在位期间的重要功劳之一。然而，从某种程度上，乾隆六下江南期间所暴露出的铺张扬厉和大肆挥霍的风气，也成为大清基业逐渐走向凋敝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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