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王供养图壁画

由于大唐文明的影响，高昌麴氏政权时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且高昌王“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王殿堂上绘有鲁哀公问政孔子像，恰恰显示了中国传统儒学在这里的主导地位。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这是专门用来应对科举考试的纸卷，说明儒家经典已经被正式纳入西域子弟参加朝廷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了。

而《唐景龙二年(708年)写本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残卷》、《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古写本〈孝经〉》、《〈论语〉习书》、《唐景龙四年(701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等吐鲁番文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会普遍传播的事实和对西域民众的影响程度。

回鹘人陆续西迁西域后，把深受中原文明浸润的回鹘文化带到西域，中原文化随北方游牧民族更深入地渗透西域文化中，无论宋辽金元时期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西辽王朝，还是元代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等，他们或者从内地迁徙而来，把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汉人、西夏人等融入西域，或者效力中原王朝，主动争取中原王朝的认可，自愿臣服中原王朝。

于阗国王李圣天

例如，于阗国曾因受过唐朝册封而自称李姓，喇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意即“中国之汗”，表示自己是属于中国的，北宋时高昌回鹘派遣使者42人前往北宋进贡方物，等等。这些西域大小地方政权都在努力促进西域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辽帝国结束了西域各国内部纷争不已和各国之间相互侵袭的局面，大一统的出现，使社会秩序比其前其后的朝代都为安定。当时境内主要有契丹人、汉人、回鹘人、康里人、葛逻禄人，还有其他突厥人、伊兰人等混居杂居。

西辽王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对各族民众“轻徭薄赋”，对属国属部“柔远怀来，羁縻安抚”，对宗教信仰“循俗宽容”，王臣士庶仍信佛教，也有道士，王国汉文、契丹文、回鹘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同时使用。这就客观上壮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人员，大大丰富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兼容并蓄。

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许多维吾尔族先民在国家管理、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建功立业，比如维吾尔族先民廉希宪是元朝著名宰相、鲁明善编纂了著名的农业科技著作《农桑衣食撮要》、贯云石创作的散曲演变成后世的“昆腔”等等。蒙古人自1218年灭亡西辽后，在囊括西域的广阔疆域内建立察合台汗国，从此开始了对西域长达500多年的统治，不仅把元朝治理模式带入西域，而且把伊斯兰教拓展到西域社会。

其间，察合台后人、乌孜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瓦剌人等不同部落之间混居杂居，经贸交流，相互通婚，西辽喀喇契丹人的一些后裔和蒙古族的某些部落融合到当地居民中。受伊斯兰教影响，塔里木盆地周围各地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向融合方向发展。历史上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本土化、民族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清朝初期，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基本奠定。至此，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纥、契丹等民族消失了。他们中部分人融入汉族，为汉族的形成补充了新鲜血液，部分成为诞育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主要力量，不仅造就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之间骨肉相连的关系，也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始终是新疆多民族演变的突出表现。

近代外敌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敌，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过程。

塔城红楼见证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维吾尔族与中华各民族一起共同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认同，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中华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日益深化，中华各民族从自在的联合走向自觉的联合。

总之，千百年来，维吾尔族先民在中华大地上，与其他兄弟民族及其先民一起，共同开发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个历程中，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民族及其先民频繁接触、密切往来、彼此渗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各民族共同维护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也是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更是各民族文化上兼容并蓄的文化共同体。正是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发展，铸就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才使得中华民族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