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8月上任以来，叶梨康弘没有盖章过哪怕一个死刑判决。而人和人之间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2018年，时任法务大臣的上川阳子直接批准了13人的死刑。这些人可一点儿都不冤，都是奥姆真理教的高层，也就是1995年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始作俑者。时隔二十余年，这帮恶魔终于下到了地狱。

2021年也仅仅执行了3人的死刑，由时任法务大臣盖章确认。这三人分别是两名联手于2003年连续两次*人的抢劫犯，以及一名于2004年把自己的家人和邻居一起*害、共计*了7人的*人犯。

对于三人死刑的报道

那么，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为何过了这么久才得到审判？

原因之一就是流程上的要求，比如允许死刑犯申请再审的流程，再如团伙共犯的情况下，死刑执行需要等到团伙全部都审判完毕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更何况，在最核心的一个流程——“盖章”上，司法大臣有极大的裁量权。如果一个大臣因为自己支持废除死刑或是根本不想背上*人的良心债，那他是可以在自己权利范围内不批准死刑的。

正因为实际执行人的观念和倾向居然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法务大臣个人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根据日本共同通信社的报道，接替代叶梨上任的斋藤健就面对媒体表示不应该废死，但也表示死刑是极为重大的刑罚，需要用慎重的态度来面对。

强行续命

在日本，现在还活着的死刑犯有100名以上。甚至很多死刑犯因为病情而死，而非被执行死刑。这些人犹如被日本政府养老送终了一般。例如在2014年，虽然有3人被执行了死刑，但因疾病而死的死刑犯却有5人。

日本的死刑判决，在理论上其实是下图的流程：

刑事局的检察官选择要执行的死刑犯，让司法大臣进行判断，大约1—2个月确认可以执行，大臣再在死刑执行命令书上签名盖章。几天后死刑犯就会被处决。

理论上来说，日本的死刑是确定了之后就会很快执行。尤其是法务大臣盖章之后，五天之内罪犯必须没了。而开始执行时，基本都是当天由执行人员通知死刑犯，故而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死。

但也如前文所说，大量的死刑犯用上诉要求重审的方式无限续命，让自己死在狱中，或是得到了接近无期徒刑的效果。这就是因为日本有不成文的惯例：重审过程中的死刑犯不会被执行死刑。而上诉要求重审，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让自己翻盘。毕竟到目前为止，成功翻盘的人总共也就4个。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在强行续命罢了。当然试图利用这个漏洞，以重审的方式让自己苟活的人也并非100%成功。

过往的法务大臣对此有过批判：“有的案件就算是当事人强行要求重审，明眼人看着知道绝对没用的，也必须执行”；“有太多已经必定失败的重审请求，让死刑执行停滞了”。甚至连法务省也意识到了，有很多人就是强行续命，完全没有意义。

大多数犯人靠重审诉求不断拖延性命，实际上逍遥法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媒体的诱导

2017年12月20日，轰动中日社会的“江歌案”在日宣判，被告被判有期徒刑20年。同一年在福冈，某被告人用刀子、斧头对受害者捅了共计59下的*人案件，被判的是22年的有期徒刑……真如叶梨前大臣所言，在日本社会，真判死刑才会是令人惊讶的新闻。这一点也构成了中日之间法律观念与司法实践的鸿沟。

对于“江歌案”，日本媒体abemaTV进行了报道，参与特别节目的嘉宾是在厦门大学留过学的著名国际记者野岛刚。他表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刑罚标准，例如日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死刑。但国家之间的刑法差异，也会随着日中两国交流越来越多，而在将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参与节目的另一名嘉宾，曾经是日本政府官僚的宇佐美说，如果自己的女儿被*了，也会希望凶手被判死刑。但思考刑罚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司法独立，不能被舆论或是外国压力所引导。希望日本人也能在这个事件上好好思考死刑到底是什么，增进中日之间的意见交换，共同向前。

这两位的发言看上去好像很暧昧模糊，但或许已经是在日本这个反感死刑的“和平傻瓜”社会中相对中肯的表达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现象：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前文提到的法律界，似乎都对死刑有着非常强烈的抗拒。

日本的媒体会周期性地放出一些死刑执行场面的内容，描述死刑犯如何难过，配上悲伤的音乐，让观众自我代入其中，和死刑犯共鸣。但无论是这些让人共情死刑犯的媒体内容，亦或是书本，都会引起部分民众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