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选择，映射着时代的侧影。孤舟片叶，逃不脱潮起浪涌。跨境学童群体中“双非”儿童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不仅要应付跨境上学路途中的辛苦，社会文化的差异，还或多或少地会面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纷扰。
分隔两地的深圳河上，有一支独一无二的跨境学童大军，每天为数近三万人之多。这些孩子从三四岁的幼儿，到十来岁的中学生。他们每天清晨过关去香港上学，下午又过关回到深圳的家，披星戴月风雨不改。路途的艰苦和两地文化差异，让他们的求学过程十分不易。
跨境学童漫漫求学路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黄子凤，今年八岁，家住深圳，每天要到香港上学。每天5点50分起床，10分钟收拾完毕就出门了。从黄子凤家到福田口岸，要坐18个站的公交车，中间还需要转一次车，不管风吹日晒，母女两人每天都要在7点左右赶到福田口岸。 黄子凤幼儿时语言能力发育较晚，没能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学校，于是母亲毅然带她踏上了跨境就学之路。当黄子凤终于赶到福田口岸时，其他的要去香港上学的孩子们，也陆陆续续从深圳各处赶来。他们脖子上挂着装有通关证件的小卡套，步履匆匆地汇入口岸的人潮中。 深圳福田口岸是跨境学童日常最主要的通道，周一至周五，每一个早晨会有接近1万名跨境学童经过这里，奔赴远在香港的学校。"据香港政府2015年至2016年的数字就有28100多名跨境学童，比2005至06年上升了5倍多。"
跨境上学的路途远，时间比较长。好多家长反映他们平均一程来回要3个小时。大部分的孩子和黄子凤一样需要坐校车，他们先要在深圳的出境大厅集合，由保姆阿姨们清点人数，护送过关，步行跨过深圳河，说起孩子的辛苦，跨境学童的父母总不免觉得心疼。有位母亲说，有些内地山区的孩子需要跋山涉水一两个小时去上学，而她的孩子和山区孩子，其实也并没有区别。
“双非”子女的由来事实上，很大一部份的跨境学童就是大家所称的“双非子女”，这个特殊群体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呢？香港回归之后，关于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能否拥有居港权一直存在争议。在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一槌定音，判决父母都非港人的庄丰源赢得居港权，这是香港关于“双非子女”最早的判例。庄丰源的祖父是香港人，但他父母都在内地，1997年庄丰源母亲到香港探亲生下了他，并把他留在香港和祖父一起生活。而对于他的判决，也令双非婴儿拥有了居港权。在随后超过10年中，这个判例成为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港出生的诱因。而随着这批“双非”婴儿的逐渐成长，他们也成为了跨境学童的主要人群。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张玉阁说："当时特区政府对内地女性去香港产子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香港的人口出生率是比较低的，是希望有这么一批能够补充香港的生育率，能够有助于他的人口的更新。"
根据香港政府文件所提供的数字，2001年时，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仅为620名。实施自由行后的2004年增加到4102名，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出生人数已经跃升到32653及35736名。2013年1月，梁振英政府实行“零双非”政策，香港所有医院无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妇预约分娩。到此为止，之前的十多年间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港出生。这也催生出跨境上学学童数量的急剧增长。
他们为什么要跨境求学？双非孩子虽然拥有居港权，但每天跨境上学无疑对于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黄子凤在读小学前几乎没有上过幼儿园。更小的时候，黄子凤有稍微的学习迟缓，无法适应内地的标准化教学。在深圳的时候，谢幸霞曾经将女儿黄子凤送到私人幼儿园，老师看到她不说话，就把她丢在一边，谢幸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子凤在香港的健康院打预防针，被一位社工留意到了。很快这位社工就帮她安排了一家香港幼儿园衔接三个月，之后又得到了元朗宝觉小学的面试机会，对此，子凤的妈妈谢幸霞一直心存感激。"第一面见的是周校长，他说她发育晚没关系，你给我六年时间调教，你放心交给我。"谢幸霞回忆说。
元朗宝觉小学副校长周永雄说："我们衡量过之后，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们尝试去接收她。好想这个小朋友在这里完成六年（学业），因为我们是一间学校，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学习不要像一个人肉球一样，被人扔来扔去，都希望她自己有成长。"
当然，大多数的跨境学童，或许并没有遭遇像黄子凤这样的特殊情况。他们的香港身份让她们自然获得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机会。邹茨楠今年小学二年级，与黄子凤就读的是同一间学校，相比之下她的上学之路就要轻松很多。从深圳湾到香港的小学坐校车就几分钟的路程，她的母亲每天开车到深圳湾口岸，送她坐校车到学校，随后母亲会自行坐巴士，到学校做义工，等到放学再和她一起回家。与那些在内地读书的孩子对比，郑香山还是感觉到女儿有着诸多不同。"见到外国人她会用英文，讲国语马上转国语频道，广东话也没问题。反正她两文三语，转速会比国内的小朋友快。她每天接触两地不一样的文化，她会看得比他们多，经历也会多，她的能力也会提高很多。"
郑香山所说的话，在跨境学童家庭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些孩子们虽然每天奔波，但辛苦付出，换取的是与内地不一样的学习环境。
香港学校招生标准严苛不过，对于接近3万人的跨境学生来说，香港相对公正完善的教育体系，却带来了另一种高要求的升学压力。事实上，和内地一样，香港教育体系中，资源会向名校倾斜，而学生在升学过程中，也要经过一层层严格的筛选，最后只有少数学生可以顺利考取大学。香港每年政府资助的大学联招学士学位，大约维持在13000个，严格地说，升学率大致在18％左右，而要挤上这座独木桥，又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入读好的中学，好的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根据香港回归前遗留下的传统，学校在招收学生时，面试是最重要的环节。可以说香港小学的面试差不多是全球最难的小学面试。"这些名校的面试，除了看学生本身的素质，包括学习和特长等，还要看家长和家庭的状况。包括爸爸妈妈会如何配合，家长本身的学识，很看重父母的表现。" 余琳自己拥有一家已步入正轨的公司，先后在香港生下两个男孩子，现在大儿子余泽凯已经五岁半，开始要准备申请小学。"我从去年九月份就开始考察九龙塘那一带的名校，当时我定位是想尽量能让孩子进入band one（第一级）的学校。所有的名校我都去了，发现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即便我孩子很优秀，可能不是那么优秀，因为那边的家长，真的是各方面，我觉得不是拼钱，还要拼实力。什么都要拼我觉得太累了，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不去九龙塘了。"
当然，就算是大多数香港本地学童，也一样挤不上名校的独木舟，因此，参加政府的小学计算机统一派位，就是更多跨境家庭的选择。有的人会派到好的学校，他的那条路看起来就会宽阔些；派到不好的学校，可能资源上会没这么好，或者这条路看起来没这么好。
“双非”父母想返回大陆
很多双非家长赴港产子，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获得香港比较优越的教育资源。然而现在他们发现，做为一个生活在深圳的香港孩子，不仅要应付更为激烈的升学竞争，跨境上学之路，也远比想象的更为艰辛，以至于有些家长，开始考虑让孩子回到深圳上学。甚至希望政府可以实施“返回机制”，让他们可以拥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所谓返回机制
，专指已经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在宣布放弃香港身份之后，可以重新获得内地身份。“双非”港童如果承诺放弃香港身份就能随父母入所在地的户籍。
李锋的孩子也是在香港出生的，明年开始读小学，李锋正在为孩子的跨境生活做准备。他建立起微信群，还有公众号，与很多处境相同的家长交流观点和经历，也逐渐将越来越多的家长聚拢起来。这些家长都将自己的孩子通称为“港宝”，而李锋这两年也为“港宝”们做了不少争取权益的工作。他在2016年初，跟部分“港宝”家长，做了个网上小调查，有300多人投票。结果显示，如果孩子可以入读公立学校，有78%的愿意回去。
一边是当初曾经怀抱的憧憬和希望，一边是孩子们所要面对的激烈竞争和现实压力，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面临着两难选择。而家长的呼声，也给深港两地的政府带来新的课题。
两地政府采取措施2016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也发布《我市居民在港澳地区出生子女申报出生入户》办法，指深圳户籍居民在香港或澳门出生的婴儿，在“尚未取得境外和境内合法身份的”，可在深圳申报出生登记。不过对于已经取得香港身份的“双非”子女可否入户，则仍未提及。李峰说："其实我们有一些家长也在做一些事情，希望公立学校可以接收跨境港宝，但是目前来说，深圳一地的公立学校确实是需求的学位不够，所以没办法，政府我知道他们想做，但是做不了。"
今年深圳市两会上，已经有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的议案。但由于深圳入读公立学校，划分了优先次序不同的组别，如果“双非”儿童要入读公立学校，就要争取一个较前的优先位置。这可能会挤占很多非深户的外来工子女他们的学位，他们的基数是非常大的，很可能会引发一个更大的反弹。
社会助力跨境学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因为实际条件和资源的限制，可以做的并不多。很多跨境家庭为了孩子，还在努力坚持。这时候，各方面的力量，点点滴滴地为跨境学童提供的协助，就显露出了重要性。福田口岸会及时跟学童的监护人、学校沟通，及时了解跨境学童每天的过关情况以及需求，改善通关流程，保障学童安全，同时又提高过关效率。香港方面的学校，社福机构，也都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2006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与罗湖区妇联合作成立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为跨境家庭提供服务。多年来，这个中心开设各种免费的辅导班，协助跨境学童和家长融入香港社会。
王艳冰是中心的负责人，目前中心的社工绝大多数是香港人，每天他们要从香港赶到深圳上班。"跨境家庭在我们的心目中，无论是单非还是双非，或者是全是香港人住在深圳，他们都是跨境家庭，他们都是香港的一份子，和我们享受平等的权利。"
两地矛盾转嫁跨境学童身上2001到2011年的十年间，每年新出生的双非儿童由620名上升到超过35000名，香港社会骤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到港产子的内地孕妇加重了香港医院的压力，出现产房和床位不足的情况。很多双非儿童住在内地，跨境到香港上学自然选择就近的北区学校，这使得北区学位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这又引发了香港社会对于教育资源的忧虑。而在另一方面，2003年开始实行的港澳个人游，也就是简称的自由行。为香港带来了大量内地游客。但是自由行一方面为香港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磨擦。2009年4月深圳户口的居民开放一签多行，他们可以一次签注一年不限次数进出香港，大量水货客也因而出现。继而又引发诸如内地游客前往香港抢购奶粉等事件，这些都对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同时也让不少港人产生内地人到香港抢资源的看法。而这部份不满情绪，也波及到跨境学童身上。
最后一批“双非”儿童2013年1月起，香港政府全面实施“零双非”政策，“双非”儿童人数从此停止增长。零双非政策的实施，使香港人口出生数量，出现了一个过山车的现象，2011年及2012年，香港出生人口均超过9万人，实行零双非政策后的2013年仅出生5.7万人。当时研究香港人口政策的学者认为，“双非”政策会使几年后的适龄学童人数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进而为香港教育体系带来调整的压力。为此，香港政府也做了很多过渡性的安排，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入读小学高峰过后，学校的生源压力。从更深入的角度看，零双非政策的实施，还基本堵住了香港医疗和教育产业化的可能性。"现在看可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就是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个可行性到底怎样，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张玉阁说。暑往秋来，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接近3万人的跨境学童也都迎来的新的开始，黄子凤和邹茨楠都升入了三年级。一年又一年，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拥有一个期盼长大的童年。所不同的是，他们走在跨境上学的路上，深圳河两端的闸口，可能会一路伴随着他们从幼儿园到小学，直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些最后的“双非“儿童，还在继续他们跨境的旅程。
编辑：刘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