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顶银顶鹦鹉属于骡子吗（牡丹鹦鹉最好看的品种）

前些天突然看到指挥交通的交警，竟是看的有些出神，从古至今，华夏五千年，人口一直众多，各处街道无数，人头攒动除外，还有马车，牲畜等，一时间竟是想到古时候，是否也会有相应的交通规则，纵马驰骋固然英俊潇洒，可若是在闹市又当如何？

古人对于“路”划分极细，大致可分为道、路、径、蹊、阡。

所谓“道”指的是能够并排走两辆马车的宽敞大道称为“道”；

所谓“路”指的是只能通过一辆马车稍次“道”的称之为“路”；

所谓“径”指的是能通过独轮车、挑担子的小“径”；

所谓“蹊”指的是能通过单人的称为“蹊”；

所谓“阡”指的是田间南北方向的小路。

所谓“陌”指的是田间东西方向通往坟地的小路。

耳熟能详的诸如“条条大路”、“光明大道”、“通幽小径”、“另辟蹊径”等等……

因为“道路”大小不同而衍生出很多的交通工具，除了两条腿行走之外，亦是含有车子，船，娇子和牲畜等，其中车类古时候以马车为最，分有太平车、囚车、陷车，并以拉车马匹数量来定车马规则，比如“天子六架”亦称呼为“帝辇”，除此之外还有“凤辇”，均是古时皇上皇后的座驾。稍次之的则是船类工具，分有官船、哨船、渔船、快船、战船、大小海鳅船（也属官船）、渔船、舟、伐等，至于娇子类则是官娇、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其中，皇帝出行所乘官座自是最高规则，其余一概大臣亦是平民百姓无法比拟的。在清代，轿子的轿顶还分等级，有金顶、锡顶，行人见到轿顶，便知是哪个等级的官，两轿相遇，小官让大官先走。如皇帝、贵妃乘轿用金顶，妃嫔用铜质锬金，亲王、郡王、一品大臣用银顶，一品以下用锬银、光锡。只有清代连坐轿也分等级，就像朝服一样，以品论等级。

最为常见的便是牲畜类，有马匹、驴、骡子等，虽说骑乘虎豹的不常见，但却也是有那么极少数的存在。其中须得注意的是武官骑马不坐轿。

古时道路凹凸不平，多有碎石杂草，人群喜好扎堆，导致秩序混乱，不说其他，哪怕是一头发狂的驴冲进人群亦是会引起很大世故。

(不得不提上一句，我国行人、车辆有靠右行走的交通规则，也是为了便于管理，这来源于古代军队的队列规定。古代有了军队之后，当两支队伍行进中相遇时，因为战士右肩扛着矛或其他兵器，只好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自动靠右边行走。但当今电视、电影忽视了这一细节，其实唐宋以来军队是向右行走的，现在我们行人靠右走也是沿用这一习俗。现在我国火车、汽车司机座位都设在左边，以利观察路况，安全行车。)

为此，虽说不见经传，但各国皇帝亦是建立起了相应的秩序。

文献记载，最早提出的便是一统六国自封为“秦始皇”的嬴政，他曾提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各地的马车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还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书同文”指的是语言文字的统一，而“行同伦”则是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

先秦古籍《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序三门。”按三门即王城外之三门。三门中有三途，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百工之事的记录，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故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各地都有较统一的行走法。行走法是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缓慢而曲折地形成的。

等到大唐年间的《仪制令》，算是我国最早用于交通管理的书。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种始于唐代、盛于宋代的交通法规，带有法规的强制性。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下诏，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在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人人都要遵守。到南宋，这一交通规则又由各州扩大到各县，而且由悬挂木牌发展到刻石立碑永久示人。

有人说早在公元三世纪，我国曾采用铜牌记录里程。这只是一种标志，就是路标，实际上到了南宋，各州各县都用木牌作指示，有的发展到石碑刻石标志。今陕西灵崖寺大殿左夏房就存在石刻的实物，刻有“仪制令”，上有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这就是说当时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当官的让路，年纪轻的给长者让路，轻装的车要给载重的车让路。“去避来”就是说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昔日无交通警察，全凭“自己掌握”。如果剔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尊卑糟粕，这一交通规则与现代的“礼让三先”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唐代《隋唐嘉话》、刘肃的《大唐新语》、后晋《旧唐书》和宋代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新唐书》等史*载，唐太宗以前，路上行人，车辆往来，尚无左右之分，靠“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即派专人在城内街道上游走呼叫，维持行人交通秩序和戒备防务。

但是，有时因为政事和军事需要，守城士兵要奉命在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和过往车辆。而街道上尤其是城门外的行人车辆行驶，因无左右之分，更显得杂乱无章，故检查很不便利，经常出纰漏。于是，这时的唐王朝便开始规定“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隋唐嘉话》中卷)。

而这个行走法则是初唐改革家、中书令(相当于右相)马周首先倡导施行的。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人，小时由于孤苦贫穷，常遭乡里恶少欺凌，后又因屡受地方官的折辱，立志发愤进取，西之长安，被中郎将常何收为家客。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命文武百官陈述时政利害。常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大唐新语.举贤》卷六)。马周替常何拟写了二十余条损益献给唐太宗。”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隋唐嘉话》中卷)大为赏识，即日授监察御史。“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大唐新语.举贤》卷六)由于马周奏事“裁处周密。”(《新唐书.马周》卷九十八)深得太宗器重，故所陈之事”莫不施行。”(《隋唐嘉话》中卷)如：“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隋唐嘉话》中卷)后来，每当人们临城门时，就自觉形成“来左去右”的有秩序的行走规则。这样，既便利了检查需要，也避免了行人互相拥挤和撞碰之苦。后人谓之“公私便焉”。(《大唐新语?厘革》卷二十三).

这里的“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可谓是我国第一个较规范的行驶法则。马周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倡导行走来去有别的先行者。

到了宋朝，“来左去右”还仅囿于城门关卡处，街上行人走路仍无左右之分。宋朝宣和年间翰林待诏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对景物刻划相当细致，是一幅反映当年汴京近郊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生活景象的优秀风俗画。画中的道路、车马、水道已形成格局。但行人还是杂乱无章，只有城门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段抬轿与骑马相遇的画面是“左行法”。宋时的街上行人虽然来去尚无左右之分，但对行驶又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作为交通法则公布。前几年在福建松溪县发现了一块南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里的交通法规碑，碑上由当年宋太宗赵光义御笔亲批地交通“四避诀”。

宋朝以后到近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国家和区域相对过去更加趋向统一，经济、交通也逐步繁荣发达，所以行驶规则在社会中也显得更加重要。但是行人、车辆行驶是靠左行还是右行，却在不断地反复着。那么，今天的“右行法”最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可考的有三：一是古人习惯上崇右，以右为大、为上、为先。如：以“右学”为“大学”，以“左学”为小学，以“右姓“为上姓和盛名望族；行文自由至左，以右为先；还有以左迁为降职等等，所以。人心所向，选择“右行”；二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英帝国殖民统治把“左行法”引进到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国际租界之前，中国人的行走规则和习惯大多还是靠右行。后因受英国入华势力的渗透影响，一度改为“左行法”；三是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改左行为右行.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业发展，牲畜逐渐退出舞台，交通工具被汽车、轮船和飞机所取代，国人也深信“右行”规范。

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2011年4月2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交通规则相应条例：

1. 骑自行车应走右侧自行车道。

2. 过马路应走人行道（或天桥、地下通道）;遇红灯止步,见绿灯前行。

3. 乘坐公共汽车应先下后上,勿争先恐后,勿挤逼抢位。

4. 遵守交通规则应成为我们的行为规范。

5.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

6.横过车行道，须走人行横道。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须遵守信号的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须注意车辆，不准追逐、猛跑。没有人行横道的，须直行通过，不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有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的，须走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

7.不准穿越、倚坐人行道、车行道和铁路道口的护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