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市鼠疫纪念碑

欧洲人当时对于黑死病的治疗手段极为贫乏。泻药、催吐药、放血、烟熏、灼烧肿大的淋巴结（当时没有任何麻醉技术）被广泛使用。甚至有医生主张用尿洗澡，把癞蛤蟆放在肿大的淋巴结上。还有一位法国医生，吹嘘自己的高超医术，说他通过17次放血治好了自己律师朋友的黑死病，还说：“倘若要是他落入什么江湖医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大咖，则主张通过凝视患者的躯体，来捕捉其患病的灵活。德国人则在教会的指导下，用镶了铁钉的皮鞭互相抽打，被抽打的人还要高喊“我罪孽深重！”当然，屠*犹太人历来是欧洲抵御灾祸的不二之法，仅在斯特拉堡和美茵茨两城，就有3万犹太人惨遭屠*。

那不勒斯市鼠疫霍乱纪念馆

瘟疫严重损害了教会的声望，因为祈祷和捐款完全无法让当事人避免感染，死去的人不仅包括了不信天主教的犹太人，连神父也不能幸免。人民的怀疑，引发了此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

明末大鼠疫

1633年起源于山西，1641年（崇祯十四年）传到北京，至1643年底，华北地区死亡人数超过千万，北京人口因病减少了20%以上。驻守京城的明军精锐三大营及卫戍部队减员严重，崇祯皇帝甚至让宫里的太监都马上城墙守城。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在如此内忧之下，崇祯皇帝未能抵御外患。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城。

鼠疫杆菌的发现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广东爆发鼠疫。和非典一样，疫情迅速蔓延到了英属香港。当时的英属香港仅包括香港诸岛及九龙，分别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北京条约》割让的。新界地区，则是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才租借出去的。

一个叫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的兄弟此时“逆流而上”，从西贡（胡志明市）登船，乘坐香港号（S.S.Hongkang）客轮，来到香港调查这次瘟疫。这哥们生于瑞士，在德国和法国接受了医学教育，加入了法国籍。他平时住在芽庄，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话——当时那地方叫法属印度支那，1885年中法战争后大清把自己的属国割让给了法国，到1894年刚刚9年。今天的芽庄，还有耶尔森的塑像用和他名字命名的街道。他活了80岁，最后也死在了芽庄。他的故居现在是一座专门用来纪念他的纪念馆，感兴趣的朋友旅游时可以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