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茅盾由香港脱险来到广西桂林，在写完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后改名《脱险杂记》）后，于8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简称《霜叶》）。

茅盾说，这部小说是在“两部鼓吹”声中一点一点写起来的，大约花了两个半月。所谓“两部鼓吹”，指的是居住环境或写作环境。茅盾说：“我的小房外边就是一个颇大的天井，天井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夹杂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茅盾解释，“这‘两部鼓吹’并非始于我创作《霜叶》之时，而是远在我写《劫后拾遗》之前”，只是这回“达到了顶点”。为此，茅盾还曾经发过一次火，因为“两部鼓吹”嘈杂得让他实在忍无可忍，他一气之下直接冲到天井内大声痛骂，“两部鼓吹”这才稍许停歇。

茅盾还说那时没有电灯，用的是桐油灯，因为眼疾，晚上不能写作，只能在白天跟夫人挤在一张放着油盐酱醋瓶瓶罐罐的饭桌上写作。可想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难。其实，茅盾一生的创作几乎都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环境下进行的，然而艰困之下，玉汝于成。

《霜叶》虽然花了两个半月写成，但只完成第一部。按茅盾设想，他是要写成像早期《蚀》那样的三部曲，因为不满《蚀》，故要另起炉灶。但《霜叶》所要反映的内容远比《蚀》大得多，“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

正如日本学者松井博光所说“茅盾自始至终是一位长篇小说作家，但未完成的作品居多”，像写于1938年和1945年的反映抗战题材的《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即是如此。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未完成”的“遗憾”，除了类似“两部鼓吹”那样的生活环境，恐怕更主要的还是中途发生了不可逆的变故。比如，《第一阶段的故事》写到一半，便应杜重远邀请去了新疆；《锻炼》写到了五分之一（按茅盾自己说法为“五部连贯的长篇小说之第一部”），“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但解放了东北三省，且包围天津、北平，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布置我们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经海道赴大连，因此，不得不中断此书写作”。

《霜叶》也是这样。10月写完第一部，送到《文艺阵地》连载，他又“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了重庆，后续写作只得作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忽又想起《霜叶》的续写，曾经说过“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果然在1974年，茅盾兴之所至，居然写起了续篇，但时过境迁，此时年近八十且多病的他即便写出来，也已非当年“臂腕”。

《霜叶》是一部家族小说，通过侧笔勾勒、层层推进的写法，将社会事件描写放入家庭内部，有《红楼梦》的韵味。茅盾巧用杜牧《山行》诗句“霜叶”作书名，显得别具古雅，尽管其寓意与书中内容若即若离，甚至脱节，却更易让人产生神秘与联想。

有人说，茅盾的小说尤其一些长篇总是让人看不懂、摸不透。除了特有的象征意味外，“时代”与“历史”的交钩恐怕也是障碍之一，甚至阅读过程还必须将“作家论”放进去，如此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霜叶》也有阅读“障碍”，除因文本自身“局限”（残简）之外，还另设置了一个“谜”，这就是“背景之谜”。1943年10月，桂林文化界曾举办过一个座谈会，邀请巴金、艾芜、田汉等多位知名人士，对作品进行讨论。他们中有的认为小说背景写的是“五四”以前，有的认为写的是“五四”之后，有的则引用小说“戊戌改政以后20年”，认为写的正是“五四”。

究竟写的是哪个时期？茅盾自己前后说法也不完全一致。晚年在回忆录里说“五四运动前”，可是1958年在《霜叶》“新版后记”里说：“从‘五四’到1927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据此将其框定在1926年，说“故事发生在1926年的一座小城里”。

为什么学者如此重视小说背景？说到底还是与《霜叶》书名有关，书名关乎内容。

茅盾在“新版后记”里说，“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最初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

按茅盾的意思，“霜叶”毕竟是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可是我们看不见，因为《霜叶》三部曲只完成第一部。但这个“背景之谜”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提示：《霜叶》的笔触很深。这样“交织”的背景，无疑为小说故事及人物增添了复杂性。（林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