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经过了两宋的发展，突破了“诗言志”的传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唯一能与唐诗相分庭抗礼的独立文体，因而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比拟的重大作用。或许是因为宋朝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时代，虽然它的军事实力比较羸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高峰期，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开始具有近代中国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繁荣的时代，文人的自我束缚越发松解、思想碰撞越为激烈，造就了宋词在词坛史上的巅峰地位。

宋词的流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另一种是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这两大派别各具特色，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两种派别。

1.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的一生可谓饱经宦海的沉浮，他出生于一个比较清寒的家庭，没有出身的加持，好在他的父亲中年发奋，对他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21岁的苏轼意气风发，参加了科举考试，文章获得了欧阳修的赏识，当他准备在官场大展拳脚的时候，母亲病逝，为母亲守丧期满之后，全家人又一次前往京城，开始了仕途之路。可是好景不长，他先后经历了爱妻早逝、父亲逝世，苏轼与苏洵再次回家守丧。期满任职后，苏轼又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自请外任，去了杭州，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期，但他的政治生涯的起伏才刚刚开始。其后的八九年间，他们一家可谓颠沛流离，先后被调往了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在湖州的时候遭到小人的诬陷，险些失去性命，史称“乌台诗案”，也因此被贬到黄州。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帝王的更迭，苏轼又知登州、出知杭州、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从苏轼一生几经波折的为官之路可以看出，他始终经历着入世与出世的内心挣扎，“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身在官场的他却身不由己，什么时候才能不为这功名利禄奔走，可是他始终没有选择像陶渊明那样彻底的归隐，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因为他还放心不下政事，不忍放下百姓、独善其身。他渐渐的学会了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豁达，“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不是没有悲伤，只是他学会了化解。

2.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的命运，但她一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的书香门第，少女时期便写出了“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名句，与丈夫赵明诚结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如胶似漆，因此她的词早年都是清丽、明快的风格。后来，丈夫外出做官，两人聚少离多，随着朝廷内部的新旧党派之争，两人更是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后来，赵明诚病逝以后，李清照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接连遭受国破、家亡、夫死的悲痛，李清照度过了只身漂泊，孤苦无依的晚年，怎一个愁字了得？因此，她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却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作为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她多愁善感，情感更缠绵，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着与苏轼与众不同的风格。

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提到“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虽然有些学者指出了这样的划分方法存在一些弊病，但它们可以大致的反映宋词中的刚柔两种风格类型，划分的方法也较为简便。

苏轼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写作风格豪放的词，他也有一些可以看作是婉约的词，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但苏轼突破了传统的宋词特写男女之情、离别之苦的桎梏，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一些包含推人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字，这使得他的诗词启示并开创了了新的风格和流派，对后世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宋词“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苏轼的《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中洋溢着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之情那种笑对危难、大度从容的人生态度让人佩服。关于这一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前面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的表述了苏轼的一生坎坷，其诗词豪放的特点与其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而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可谓是一位纯粹的“抒情人”，乱世之下，虽然没有男儿保家卫国、征战沙场的豪迈与悲壮，她却以一个女子的独特视角写出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后的“凄凄惨惨戚戚”，呈现出一种婉约的美，令人陶醉，像我们熟悉的《武陵春》、《醉花阴》等作品都表现出委婉含蓄、缠绵细腻的特色。“一代词人冠，三生慧业编”、“易安才凋美无伦，百代才人拜后尘”，后世也给予了李清照极其崇高的评价。

以婉约和豪放这两种风格作为诗词派别划分的依据，可以粗略的对词人进行分野，但难免有些粗略。如李清照和柳永虽然同属于婉约派词人，但两人的相去之处并不亚于相似之处，苏轼与辛弃疾虽然同属于豪放派诗人，但是显然有难以强合之处。因此，在此简要介绍一些其他更为详细的划分方法。

三分法者如刘麟生和张长弓，他们分别在《中国诗词概论》和《中国文学史新编》中，提出了将宋词分为婉约、豪放、闲适三派的观点。夏承焘先生也是三派论者,他于婉约、豪放之外，提出了清刚一派的概念，并且以白石为清刚派的代表。类似的还有梁荣基和贾文昭，只是他们给白石一派起的名不同，一个称之为清空， 另一个称之为清雅。其中梁先生又把豪放派分为高旷、豪迈、苍凉悲壮三小派，把婉约派分为婉雅、婉丽、凄婉三小派。

四分法者如张涤云，他融会贯通了上述几种三分法，于是便有了婉约、豪放、闲逸、雅正四派之说。张先生在大的派别之下也有更细的分类，他把婉约派分为西江派(婉雅派)、市井派(俚俗派)、奇艳派、正宗派(清婉派)、大晟词派(精雅派)；豪放派分为苏派(豪旷派)、中兴词派(豪雄派)、辛派(豪壮派)；雅正派分为姜派(清空派)、吴派(密丽派)；闲逸派分为旷逸词派和雅逸词派。

詹安泰先生将宋词归纳为八派：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婉约清新、奇艳俊秀、典丽精工、豪迈奔放、*雅清劲、密丽险涩，并分别以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张(先)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作为各派的代表。

另外，张廷杰主张词分九派，刘扬忠先生还有更详细的分类，他将整个唐宋词分为大大小小十几个流派，等等。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词渐渐受到受传统文化的大量辐射，“词缘情”、“以俗为美”、“音乐性”三个特征异化，导致宋词巅峰地位也开始动摇，宋朝后便开始走向衰落，但宋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文体。关于宋词流派的划分方法也是颇具争议，但正是因为古今词论家对宋词流派以及其它一些词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推动着词学的发展，使词学研究走向成熟，从传统诗学的分支逐渐演变成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我们期待着新的宋词流派研究专著的问世，期待着词学研究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