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上世纪80年代初，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森岛通夫写了一本《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什么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和魂”。电视剧“Legal High”（中文译《胜者即是正义》）中堺雅人扮演的律师古美门，就是“和魂”的忠实信奉者。因此，向强者学习，努力与强者为伍，贯穿整个日本历史。日本认为，“胜者为王”，为了取胜，没有什么是必须固守、不能变更的，除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

人们一直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冯桂芬提出、张之洞全面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类比，将“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视为对偶，但我认为，两者有着质的差异：后者主张体制制度不可变，前者主张民族精神不可变。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延续着“中体西用”的精神。改革开放后，旋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在“秦皇扫六合”统一中国，以“郡县制”取代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后，中国“封建社会”已名不副实。虽然中国有“易姓改号”的“王朝周期率”，但集权和极权的本质始终不变，皇权专制统治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内容虽有不同，但巩固君主集权的本质始终不变，及至清朝覆亡。

日本的体制和中国迥然有异。表面上，天皇“万世一系”，但实质上各时代的权力结构一变再变。奈良时代争斗不止，“政情混迷”，遑论集权专制。平安时代，“摄关政治”和“院政”轮流登场，天皇在政坛上似乎成为“看客”。从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到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历时767年的武家政权时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的观点，“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的并存，是日本的幸运。因为，这避免了集权专制的产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纪已存在“大名领国制”。“日本国”这个概念，迟至19世纪50年代的江户时代末期，才由坂本龙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没有“日本国”概念。正因为此，没有幕府参政权的西南雄藩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联手举起“尊皇倒幕”的旗帜，天皇权力复归，进而推行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有276个藩。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随着“藩主”变成中央政府地方官——“县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权。

最后必须强调，“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的关心日趋强烈。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和人口亦无大的区别，为何能以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出。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同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于是，日本展开了一场如何变革政体的争论。以福泽谕吉、小野梓为代表的“英学派”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宪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为代表的“法学派”认为，应该“万民共治”，学习法国，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学派”认为，应该学习德国，“主权归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这场争论能热烈展开，本身就说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根本不认为“体制”不能改变，而是认为先进的体制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他们所要坚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强者为师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