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兴”“观”“群”“怨”的特点就展现其强大的表现性和感染力，同时，更加强了读者对当时历史文化、人物形象塑造等的再还原和再认知。而诗经在历史之中，对于各种文学形式的影响，以及各种哲学思想体系的吸取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诗经》以另一种形式在文化历史中延续着。可以这样说，《诗经》已然成为我们审美、情感、文化的一种灵魂基因。而我们如今回顾这种基因，是为了更好地成就自己对美、情、文化的认知。

关于《诗经》的成书过程，历史上众说纷纭，到今天仍旧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主流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献诗说”。也就是当时的天子，为了能够考察民间风俗的好恶，提出要三公九卿进献诗歌。通过一些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气象的诗歌，来进行更好的文化考察，同时，也加强自己对各诸侯地俗情风尚的认知和了解，从而做出更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事情。而这种情况在《国语·周语》中有所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意思就是天子闻听政事，让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各级官员等不同的人都进献诗，乐官太师要献上乐曲，史官要献上史籍，少师喻讲箴言，盲人乐官负责吟咏诗篇和诵读讽谏，主管营建制造的工官上谏，老百姓则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上报，近臣在君王有误时尽力规劝，王之宗师在君主有过失的时候弥补其过错并进行监督，乐师和史官以进献的乐、史籍对君王进行教诲。所以，献诗说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君王清明、上下一心的国家风气。

第二种说法是编订说。这种说法是朱自清先生提出的。他指出，春秋时期有乐师，等级比较高的叫作“太师”（也就是我们“献诗说”中的“瞽”，所以，这个观点本身和“献诗说”也有类似之处）。各国使臣为了进行国家交流会有相互来往，这个时候就会举行宴会，而宴会上就需要奏乐唱歌。为了满足宴会的奏乐需求，乐师们就会搜集本国和他国的乐歌。而除了这些民间诗歌，乐师们还会保存贵族们特定场合的一些诗乐，比如祭祀、狩猎之类。同时，还有一些上谏给君王以正视听的献诗。之后，乐师们保留的诗乐也就越来越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国都会有乐师，各国的乐师也为《诗经》的积累和编订做出了贡献，但是要说到最后进行统筹编订的，那就是周王朝的乐师了。《国语·鲁语下》中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同时，从《诗经》中统一的语言、韵律格式来说，《诗经》最后有非常大的可能是进行过统一编排。

第三种说法是“采诗说”。这种观点认为周朝朝廷有统一的采诗机构，其中有专门的使臣会对各国各地进行诗歌的采集，之后汇集到史官那里进行润色加工，最后才呈现给天子看。如《汉书·食货志》中所提：“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此处的“行人”，就是采集诗乐的官员。

清方玉润著，方玉润，字石友，号鸿濛子，四川人，后居云南，屡试不第，不得已投笔从戎。本书是方玉润晚年的作品，他一反前人旧说，提出要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对于一些论点，宁肯阙疑，亦不附会穿凿。

相对于“献诗说”这种由下自上（有下面的各级官吏进献）的模式，“采诗说”这种由上自下（有专门的采集诗歌的机关到各处进行作品搜集）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规划性。同时，和“编订说”相比，“采诗说”的终极目的和最终统发者是不一样的，前者的目的是宴饮乐曲，统发者是乐师；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正君王视听，统发者是周王朝朝廷。明显后者的政治性和正规性更大一些。

第四种说法是“删诗说”。“删诗”顾名思义就是对诗乐进行了删改。据说，进行《诗经》删改的人就是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意思就是说，其实当初搜集编录的诗歌有三千多首，孔子将其中重复的进行了删除，最终保留了其中可以施教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但是，这个说法争议比较大。因为在《左传》有一个观点是在孔子生活的年代，《诗经》就已经定型了，但是按照具体年份来说，那个时候孔子还不满十岁。但是，在《论语·子罕》中有提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做的工作可能是“乐正”，也就是梳理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删诗说”来说，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孔子曾经参与到《诗经》的整理工作中，而不大可能是编写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