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文集》。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秋声赋》，人多能诵。但开篇第一句“欧阳子方夜读书”，却被普遍读错了。所以笔者多年前读傅山《霜红龛集》时，对傅山先生一段话印象极深：

今人读《秋声赋》，皆以“欧阳子”为句，“方夜读书”为句。偶有问者曰：“‘欧阳子方’是何人？”皆掩口嗤之。及读“别传”，欧阳永叔亦字“子方”，乃知向人之问虽愦愦，而嗤者正未必了了也。(见《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一》)

对傅山这段话印象极深，是因为自己此前也如其他人一样，将“方”字属下读，错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欧阳修的《秋声赋》，是极常见的古代散文名篇。将“欧阳子方／夜读书”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是一个极普遍的错误。而且从傅山所记看，恐怕明清时人们就已读错了。观如今一些书的解释及许多书中对欧阳修字号的介绍，可以知道人们不但在傅山以前误读，而且傅山写此则杂记之后也还仍然误读。如清末经学家丁治棠《仕隐斋涉笔》所载灯谜“狐子犯从亡御敌；欧阳子方夜读书”。因为丁治棠和其他许多著书立说者没能读到傅山所读过的“别传”，也无缘或未曾读过《霜红龛集》有关语，不知道欧阳修亦字“子方”。

鉴于此，笔者后来在一则谈“误读”的短文里，曾举到“欧阳子方夜读书”之例。傅山所记，虽寥寥数语，但足可说明问题，所以无须饶舌，只录傅山语以说明该句被普遍误读。拙文刊2002年4月18日《光明日报》。随后有涂宗涛先生提出商榷，认为仍当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涂先生文刊6月13日《光明日报》。

此后还有多人谈论“欧阳子方夜读书”之读法，于拙见或表赞成或不认同。不认同的理由大体不出涂先生所论。至今尚无定论，绝大多数人还是错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因此只好为文一谈。

涂宗涛先生对欧阳修亦字“子方”表示怀疑，提出：“傅山所见‘别传’，称‘欧阳永叔亦字子方’，是否可信，尚需进一步考证。”这种怀疑，没有道理。既有文献记载，傅山曾读得，即可为据。若系不可信之言，大学者傅山焉能专门记之以告世人。搞古文献研究者都知道，许多古籍湮亡后，有人书中记载或录存，哪怕只是一条著录或片言只语，正为珍贵资料。傅山先生关于欧阳修亦字“子方”之所记，后之读书人万不可但凭臆想无端怀疑，而难免轻诬前贤之嫌。

涂文还提出，傅山那段话即使可信，也只是说欧阳修亦字“子方”，并没有说欧阳修该句应当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傅山的话虽简练，但说得很明白，难道还需再啰嗦今人不该把欧阳修之字“子方”分开来读吗？涂文又引苏轼自称“苏子”之例，说“欧阳子”系欧阳修自称，该句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原本不错。如此理由亦难服人。虽说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也可通，但那是人们不知“子方”为欧阳修之字而误读，属没有办法的事。其实，只要细读该句便可以发现，“方夜读书”显然不如“夜读书”简洁准确。宋人以“子方”为字或名者还有好些，吕陶、晁公武书中有“唐子方在言路”“唐子方贬春州”等语，若读作“唐子／方在言路”“唐子／方贬春州”，似亦可通，但能说读对了吗？苏东坡有“谢曹子方惠新茶”语，若读作“谢曹子／方惠新茶”，可以吗？尤其是黄庭坚“戏赠曹子方家凤儿”语，若有人不知“子方”为人名而知有“方家”一词，读作“戏赠曹子／方家凤儿”，不成笑话了吗？可为佐证者，《滑县志》载，县邑东南隅旧有欧阳书院，明代进士知县王廷谏为立“宋欧阳子方夜读书处”碑。如果说欧阳修行文自云“方夜读书”尚说得过去，那么此碑作“方夜读书处”，显然不通了。

可见涂先生以上理由均难以服人。

涂先生所提出唯一让有些读者觉得似乎有力的理由是：“宋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作者只称名或姓名而不称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秋声赋》中的“子方”二字自然应该拆开而读了。所以今就此问题略为一辩。

涂先生宋代作者“只称名或姓名而不称字”之论断，并不能成立。事实是，古人文中除自称名或姓名外，还自称字。即以宋时名人之文而言，苏轼（字子瞻）《和陶归去来兮辞》第一句即为“子瞻谪居昌化”，《书孟德传后》有“子瞻题”，《古刻丛钞》亦有“苏子瞻题”。《东坡志林》除“子瞻不能决”“子瞻看朱成碧”“盖自苏子瞻始”等语外，论草书条末亦自云“子瞻书”。张孝祥（字安国）《题真山观》第一句即为“张安国设道供于真山观”，《风月堂记》开头也说“风月堂既成，张安国过之”。《送野堂老人序》和《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均有“历阳张某安国书”，《题陆务观多景楼长短句》有“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语。陆游手自编定的《渭南文集》中，自称其字（务观）者更是多达好几十处，自称其号（放翁）处也很多，倒是很少自称其名。生当南宋的元好问（字裕之），文中也多有“裕之题”“裕之引”“裕之书”等语。尤应注意的是，欧阳修（字永叔）的《释惟俨文集序》，不就明明写着“庐陵欧阳永叔序”吗？仅以本人手边此数人之文来看，便多有自称其字者，怎么能说宋人文中“只称名或姓名而不称字”呢？涂先生只查阅了《古文观止》中一些宋人之文，便作此结论，有失严谨。

钦定四库全书本《文忠集》。

《欧阳文忠公文集》。

此外，又有读者提出，既然两种读法皆可通，前人又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话，那就不必计较究竟应该怎样读，意思是如何读均可。这样的意见显然也是不对的。清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之语是就“诗无达诂”而言，说对诗的理解可以不囿于作者原意而作自己的阅读，实即想象与发挥。对于古籍文献之句读，必有最确当的一种，马虎不得。

其实，早在宋代，被尊为耆宿大儒的杨简所著《杨氏易传》，曾因欧阳修《易童子问》所云“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而云：“欧阳子方疑其前后异同，非出于一人之言。”此处“方”字显然只能属上读而不能属下读，既可证欧阳修亦字“子方”，又可证“子方”二字不能分开而读。

最可靠的证据，来自欧阳修笔下。人们只是读中学课本或《古文观止》等选本，却少读欧阳修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和《文忠集》“欧阳子方”四字下均注明：“一无‘方’字，墨迹止作‘余’，无上四字”。是知“欧阳子方”即“余”，谓作者本人。

至此，似乎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应该依傅山之见，如杨简用法，更按欧阳修墨迹，将“欧阳子方夜读书”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

马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