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灿金

泰戈尔说：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郑振铎译：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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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门翻看了《飞鸟集》的郑振铎先生译本，确认“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确为郑振铎先生所译。此译被视为信达雅的典范。

我甚至认为，郑振铎的译笔，某种程度上，比泰戈尔的原作更有意境。因为，若依据原文硬译，beautiful无论如何也很难对应汉语里的“绚烂”和“静美”这样缤纷的意象和层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夏花”的意境，在古诗里似乎和“绚烂”并无直接关系。譬如，刘禹锡曾有“古岸夏花发，遥林晚蝉清”句，将“古岸夏花”和“遥林晚蝉”相对，似乎在强调“古岸夏花”的禅意，似和绚烂无涉。有时，夏花直接和莲花联系在一起，譬如在《南园杂诗》中，司马光就这样说：“岂独夏花好，仍兼秋实奇。”这里的夏花，说的就是荷花。荷花在古诗中，似乎是和“出淤泥而不染”联系在一起的，和“绚烂”关系并不紧密。品味司马光的诗句的内涵，似乎也不在于激赏荷花的美好，而在于肯定秋实的神奇。

明人蔡汝楠在《退食园亭效韦刺史》里说：“春草阶下歇，夏花树底疏。”似乎更强调夏花的落寞。

因此，从某种语言传统上说，我们很难将“夏花”和“绚烂”直接关联。郑振铎先生把泰戈尔的诗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译为“使生如夏花之绚烂”，美则美矣，但未必和古诗中“夏花”的固有意境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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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郑振铎先生的翻译，是否符合泰戈尔的原笔原意呢？这也许很值得探讨。

从一般认识或者从常识上讲，春天百花次第盛开，勾魂摄魄，夏花无论多么绚烂，都很难赶得上春花。“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的江花是何等绚丽、奔放？不论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读者心理上，夏花在整体上都和春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因此，泰戈尔诗句的原意，未必是在绚烂的意思上说夏花。若强调绚烂，泰戈尔为什么不说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pring flowers？

为此，我请教同事Roshan，他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外教。他的解释是：据我所知，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鲜花通常在夏季盛开。所以，他可能是在印度的背景下写的这首诗。

Roshan的回复，解开了我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泰戈尔会拿夏花而不是春花来说事。考虑到Roshan所说的印度的季节背景，结合中国的实际，也许译为“使生如春花之绚烂”更符合泰戈尔的原意——虽然改变了原诗中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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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因此就断定，郑振铎的翻译就不如原诗吗？也未必。

因为中国和印度花开季节的时间差，让“生如夏花之绚烂”这样一句翻译，在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别样的韵味。

我想，“生如夏花”的意境，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其绚烂，更在于其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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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春天是大多数鲜花盛放的季节，因此，花儿属于春天，在春天开放的花儿，堪称正当其时，既然正当其时，那么，春花可以从容、舒展且灿烂。

“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代表着一种秩序。生如春花，代表了生命的当季灿烂，是一种自然的花期，所以春花可以从容开放，毕竟是当季，毕竟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因此，不会也不必有太强的紧迫感。

然而，“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的开放，意味着夏天的到来，意味着花儿已走过了怒放的季节，所以，“花事”宣告结束。

没有人规定，花儿不能在夏天开放，但夏天毕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后的季节，即使有花，也给人以姗姗来迟之感，既然迟来，夏花才有可能更加珍惜这次错峰的机会，才有可能更加看重自己盛开的质量，也因而会更加尽力绽放。但毕竟不当其时，夏花很难和春花比绚烂，但可以和春花比紧迫感。

所以，生如夏花，是一种可怕的人生警示，这是最后的盛放机会，若再不珍惜，秋天就到了。也因此，郑振铎的翻译，仔细品味，有这样一种怪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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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秋天到了，叶子黄了，这是天道轮回的自然规律，我们必然要顺应。

所以，我们应该Death like autumn leaves.无疑，这样的死，是顺应，是从容，是不迫，既然已经那么紧迫地完成了在夏天开放，“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不妨就像秋天的黄叶一样，坦然面对人生的西风。没必要非“宁可枝头抱香死”，顺应天道即可。

所以，我们应该在郑振铎的那么美好的翻译之下，读出更多的人生况味。“生如夏花”，不是让我们追求绚烂，而是让我们珍惜人生的最后可能；“死如秋叶”，强调的也未必是“静美”，而可能更在于让我们学会顺应。

不同阶段呈现各自的美好，绚烂、静美，自然“美好”，自然beautiful，但在泰戈尔那里，beautiful可能包含更多的意思，我们不应该因为隽永的译文而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