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语言也是在某个特定的言语团体中使用的，社会生活必然对语言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在语言现象中，习惯的力量很大，因为习惯而形成的不合规则或不合逻辑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很像不成文的法则，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表达。歌德的名言告诉我们：“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的。”它提醒我们，语言理论是严格的，是一丝不苟的，但语言现象却像一个万花筒，五彩缤纷、绚烂多姿。所以，评价一句话对不对，就不能仅仅看理论法则，还要同样关注它是否体现着“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一个人因病就医，有人问，你的病怎么样了？患者说，“好了！”意思是说病痊愈了。如果患者说“好多了！”，增加了一个“多”字，反而是说病还未完全痊愈！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病好了。”是一个单纯的主谓结构；而“病好多了”则较前者多了一个起补充说明作用的补语“多”，反而是说明病还没有完全好。这算不算一种“约定俗成”？“你比以前胖多了。”在“胖”的程度上显然是比说“你比以前胖了"在程度上是递增的，而“病好多了”比“病好了”在程度上则是递减的意味。这从语法逻辑等方面都不能解释，就是一种“约定俗成”。

再举两方面的例子。

一是有关“二”和“两”的用法。从表达数字的方面看，二者无别，都表示“一加一后所得”。但在具体用法上，他们却不一样。（1）读数目字，只用“二”，不用“两”。如“一、二、三、四”；小数和分数只用“二”，不用“两”。如“零点二”、“三分之二”。（2）一般的序数也用“二”不用“两”。如“第二”、“二哥”。（3）在一般量词前，用“两”不用“二”。“两个”、“两本”、“两条”等。但在传统的度量衡单位前，“二”和“两”都可用（“二两”不能说成“两两”），而在新的度量衡单位前一般用“两”，如“两吨”、“两公里”；（4）在多位数中，个位数、十位数中用“二”不用“两”，如“三十二”、“二十二”；而在百、千、万的前面，“二”和“两”都可用；而在“亿”的单位前，则一般说“两亿”，不说“二亿”；而“二十亿”则绝不说“两十亿”；但“两百亿”却又可以说成“二百亿”！

还有，在多位数中，表示百位的数字，“二”和“两”一般都可用。“一千两百万”也可说“一千二百万”。我们习惯说“两千万”，而不说“二千万”。我们习惯说“两亿两千两百万”，一般不说“二亿二千二百万”，等等。

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道理或规则可讲。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哪种表达都没有错误，但人们所具有的这种选择性，就是一种多年来人们的一种习惯性的表达，久而久之，皆成自然，言者凿凿，闻着昭昭。

二是有关叠音词的情况。叠音词的情况也很复杂，我们只就形容词性的叠音词举例。很多双音节形容词（ab式），可以重叠为aabb式。如，高兴（高高兴兴）、大方（大大方方）、清楚（清清楚楚）、明白（明明白白）、干净（干干净净）、利索（利利索索）等 等。而同为形容词，有的却不能重叠。如，伟大，不说“伟伟大大”；光荣，也不能说（写）成“光光容容”；糊涂，不能说（写）成“糊糊涂涂”；温柔，也不能说（写）为”温温柔柔”等等。

叠音词的形式还有好多种，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有其固定的用词用字，不能随意更换、颠倒。这也是人们长期使用的习惯使然，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只能说是一种约定俗成，别无它说。有一种叠音词是abb式的三字叠音词（如“亮晶晶”、“黑黢黢”），这类叠音词中，有的或者说大部分的字词组合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和移动位置的。如，“香喷喷”和“臭哄哄”，就不能说成“香哄哄”和“臭喷喷”，这倒不是所说“喷喷”就一定是表示“香”的意思，“哄哄”就一定表示臭的意思，其中并无道理可讲，也不是哪里所规定了的，而是人们的一种长期习惯使用的结果。再，“香喷喷”可以倒过来说“喷喷香”（词典中有“喷香”一词，表香气浓厚），而“臭哄哄”却不可以倒过来说“哄哄臭”，这同样也没有道理可讲，没有为什么。

记不得哪部电视剧中，有一句人物台词，大意是说“我愿意看到你们 幸幸福福的样子”，让人听了感觉很别扭，原因可能就是把不能重叠的“幸福”说成了“aabb式”的叠音词了。这个不能说是错误，但不合习惯，不合“约定俗成”，也就难为大众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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