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彭桓武在37年前信笔写下的题词。

字迹旁边的奖章与证书共同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两弹元勋”彭桓武的“集集体”题词。图片来源：中国核工业

这是大家干出来的

1984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却坚决谢绝，并且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2005年，90岁高龄的彭桓武作学术报告。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大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奖章，但他接着说：“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

随即，他提笔写下了10个字：“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在强调，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

祖国需要我就去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内容，“集集体”题词正是这项精神的生动再现。

将历史的钟摆回拨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中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

1966 年10 月1 日，彭桓武（中）与 朱光亚（左）、邓稼先（右）在天安门城楼。

1961年4月初，彭桓武接到指令，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工作。正如当初回国时的毅然与坚决，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当时，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不迷信专家权威，将原子弹理论研究扎实推进，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

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彭桓武与邓稼先等科研人员用了近1年时间完成计算，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扎实的理论设计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奠定基础。

打响氢弹研制“百日会战”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敏锐地意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从1964年年底开始，彭桓武召集各种讨论会，群策群力，形成3个方案。他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别带队，多路探索。

于敏在“百日会战”。图片来源中国核工业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创造世界新纪录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于敏。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彭桓武、于敏均在列。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