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斌

现代文明的每一次突破或修正，都离不开对古典文明的深入挖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提出当代问题，向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寻求答案的返本运动。以赛亚▪ 伯林、哈耶克等当代思想家，则回到启蒙运动的起端，挖掘观念史的源头活水，重新汲取自由的创造力量，修正现代思想的迷失。

古典之所以重要，古典之所以不可不读，正在这种寻本与启示的意义上。

今日中国思想界已经超越了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维，重新追溯中国文明的古老源头，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挖掘和整理，对古代文字和制度的考证和辨识，重现诠释古典思想，以当世苦厄向历史追问。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温故知新。冥契百代心灵，会通古今精神，把古典教育作为人格培养和文明复兴的基础，引导各个年龄和社会层次的人群重新阅读经典，为中华复兴灌注古典的文明精神。

处于现代世界而倡言读古典，困难在于古典语言屡经演变，与现代汉语差别太大，难以理解。古典学以语文学的训练为基础，古典学研究必须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为基础，语词典故的训诂、词意概念的流变、语法结构，等等，都需要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而对于普通读者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训诂和注释等工夫上面。如果有一种办法可以帮助这部分读者，既可以利用古典文献，而不需要对照注释逐字阅读原文，善莫大焉。这个办法就是“古文今译”。

把古文翻译成当代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并不是自现代白话文运动以后才有的事情。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引用《尚书》时候，就已经运用翻译法，把其中奥义不易理解的远古文字翻译成当时（汉代）能够理解的语言。

目前，已经有大量古代典籍被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台湾三民书局《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等，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些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古代典籍，为读者提供了学习经典的新选择。

我手头的这套《柏杨版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古文新译的有趣作品。柏杨用大白话的现代汉语，全译了卷帙浩瀚的《资治通鉴》，籍由文字障碍的扫除，帮助读者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

相比于市面上其他白话文译本，《柏杨版资治通鉴》有几个特点，值得今后从事古籍今译工作者借鉴。

首先，《柏杨版资治通鉴》在专有名词和古代制度词语翻译上，采取现代化的手段，与现代名词和制度结构对应。如“弘文馆”直接翻译为“皇家研究院”、“国学”翻译为“国立贵族大学”、“太学博士”翻译成“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使得唐代学术机构容易理解；他把“大漠都督府”翻译为“大漠军区”、“引驾”为“警卫员”、“礼部尚书”翻译为“国务院文官长”、“中书舍人”翻译成“立法院立法官”、“记室”为“机要秘书”，使得唐代官制变得清晰可辨；有些专有名词保留了原称呼，但括号添加的注释不仅好懂，还令人莞尔一笑。如武则天还是李世民的小老婆的时候，是“才人”，柏杨没有直接翻译这个名词，而是加了个淘气的注释：“小老婆群第十六级，正五品”。把专有名词现代化，或者加上现代化的注释，乍一看，觉得突兀，但整本书读下来以后，就能够对历朝历代的官制结构、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并且，这种基于现代背景的理解，精确程度八九不离十。

其次，柏杨翻译这部宋代典籍，运用了精彩、精确的现代观念。他主要采取了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对一些现代名词作中性化处理，用来对译古代观念。比如，柏杨翻译“胡人”这个词的时候，就用了“洋人”一词。你能说他不准确吗？如果把“洋人”一词去除“侵略”、“敌对”“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之载体”等近现代史附加的概念意义，所谓的“洋人”，只是人种不同、文化与风俗不同，用于翻译“胡人”这个历史概念，不是非常合适吗？这种翻译法还能够祛除当年为这一人群取名“胡”时带有的文化优越感。第二种办法，寻找中性概念，对译包含分歧的古代概念。比如，在叙述民间叛乱时，司马光一般都是用“贼”字来称呼的，这是中国史书代表正统观念的处理办法，但与现代政治观念格格不入，但是，用新史观的“起义军”翻译，也不是很合适，古代频繁发生的民间叛乱，有些与“义”是不沾边的。柏杨在处理该词的时候，采用了非常中性的“民变军”的概念对应，非常妥帖。第三种办法，用现代含义概念，直接替换古代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古代，表达得还不精炼，而现代汉语中，已经有很精炼的概念词汇了。例如，公元647年，李世民在与群臣总结政治经验，他认为自己有五点做得很好，其中第五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柏杨翻译为：“自古以来的政治领袖，都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轻视蛮夷，只我对汉人和蛮人，同等看待，所以蛮夷部落依靠我如同依靠父母。”相比之下，柏杨比李世民讲的精炼多了。

再次，柏杨不是简简单单的翻译古代典籍，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古书中，有很多尊君卑臣、尊男卑女的东西，迷信愚昧、残忍虐*的内容比比皆是。所以胡适一直要说对这一类文化糟粕进行“胜残去*”的改造。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是出于这种看法。《资治通鉴》中，此类糟粕也比比皆是，但在古文全译中，总不能把这类文字直接删除吧。柏杨就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处理办法：他学司马光的“臣光曰”，在相关内容下，加上了“柏杨曰”。《资治通鉴》是总结政治经验的治乱之书，柏杨运用现代政治理念，对很多政治事件进行点评。比如，他在评论李世民去世前发布的一条阴险的任职文件，将徐（李）世勣贬为叠州军区总司令，针对这份任命的背后阴谋，柏杨曰：“我们并不责备李世民恶毒，也不责备李世勣逆诈，而只责备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使历史上一位名震千古的伟大君王，和一位名震宇寰的伟大将领，竟爆发出如此丑陋的内幕。那是一种把说谎当成美德，把城市当成罪恶的制度，互相用动人的言辞欺骗，谁对谁都没有真话，领袖和干部走在一条钢索之上……思念及此，至为惊骇。”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此类评论，确实起到了清凉的作用，让我们既能欣赏这部古代经典的精妙，又能冷静下来思考。因此，“柏杨曰”，曰的就是为什么要阅读古典，曰的是要使古代典籍涉及的材料，关联与时代相关的大问题，关联更大的义理问题，关联对古典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成为建构现代文明的古典资源。

当然，这部《柏杨版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的。我还是要提几点意见，希望能提供从事古文今译的专业人士参考。

首先，关于部分重要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专有名词，在译文之后，最好备注原有名词。比如，在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蛮夷部落“听到消息，都悲哀痛哭，依照各自风俗，剪去头发，用刀划脸割耳，地上血迹斑斑。”查原文：“闻丧者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剺面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习俗，在涉及丧葬、送别、俘虏、讼冤时，都有以刀划面表达情绪的习俗。刚好我在读本书前几天，读了杜甫《哀王孙》诗：，其中就有“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一句，就与本词相关。如果在译文之后，加个小括号，把这个词备注一下，占不了多少篇幅，也不影响阅读的流畅，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往往通过排比等手法的运用，朗朗上口，成为名篇。这些句子，在翻译成白话文之后，韵味全失，就像很多中国古诗词，翻译成外文之后，汉语韵文的味道就荡然无存了。如果采用庞德的办法，完全意译，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不管意境和内容，其实跟汉语古诗没有什么关系了。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有这一类的问题。我的建议是，遇到这一类的文字，需要进行判断，如果现代汉语读者还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是不是不要翻译成白话文。比如，684年骆宾王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其中名句叠出，引起武则天惜才之意。其中，有些句子接近于现代汉语，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柏杨翻译为“新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全干，六尺高的孤儿已不知道托付给谁！”和“不妨环顾今天帝国，究竟是谁家的天下！”翻译是准确的，但韵味就差了很多，如果武则天读的是这样的白话文，可能就不会有惜才之意了吧。这一类文字，是不是一定要翻译成白话文呢？还是有商榷的余地吧。当然，《资治通鉴》是史书，司马光也没有追求以文笔优美取胜，这一类问题并不严重。但如果其他古典美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就值得斟酌一番了。

总体来说，这部《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柏杨高深的古典学术功力的体现，它在古文今译方面达到了明白可喻的要求，在内容准确传达方面，达到了学术普及化的要求，再加上出版社精心制作了数量惊人的地图，配上精确有力的“柏杨曰”点评，本书总体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远远超出当前市面上品类繁多的《资治通鉴》译本，也为其他古典的今译工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想，在很多年之内，难以超越。

原创。首发于豆瓣账号“人民大街1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