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除了广为人知的《日知录》外，他还写有一本地理巨著，名叫《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的舆地山川、户口强弱和城郭兵防来分析天下郡国的利病。在全书的开头有一篇总论，介绍中国的地脉、形胜和风土，认为它们影响到了国家及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王气”。书中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华夏大地上从南到北，卧着三条龙，是为国家之龙脉，也是“王气”聚集的地方！
现在，我们去除其中的迷信成分，单单从地理的角度来剖析，这三条山脉的走向是如何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
古人将雍、翼、河、洛称为“中国”，以此为界限，南方的地区为蛮、北方地区为夷，只有中原才是华夏文明的所在地。
可是自从魏晋开始，出现了衣冠南渡、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堪舆家认为这是“天运循环，地脉移动”的结果。
古代有一种龙脉理论，说中国的山脉都起自昆仑，自北而南分为三条巨龙往东方的大海方向延伸：
- 第一条为“北龙”：从阿尔泰山、贺兰山横入山西省，又从太行山北延进入辽东内蒙，形成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
- 第二条为“中龙”：自西番昆仑而来，入趋岷山，经过关中的终南山、华山而为秦岭，最后北翘为泰山；
- 第三条为“南龙”：从吐蕃而来，直下丽江，趋向云南，经贵州过渡，成为两广南岭并连接武夷山；
如果我们撇开“龙脉”的神秘主义成分，就可以看出古人的一种观念——所谓的“王气”就是某一地方的发展水平和潜力；在古人看来，它们跟山脉（地脉）的走向息息相关。
古人认为从“王气”的角度来看，中龙最先出现，而且最盛长，北龙次之，南龙最后才起运。
远古时代，三皇五帝都生活在中原，夏商周三代也建都于此。秦朝自关中而起，蚕食天下；汉唐定都中原，趋于极盛。可是自从北宋汴梁城被金国攻破后，中龙的王气也就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北龙。
魏晋时期，五胡乱华，北龙开始与中龙相争。中华文物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在北龙的压迫下，中龙的王气逐渐向南扩散。由于天道反复，所以这一时期，最终还是由北边的隋朝统一南边的陈朝并定都于关中来结束；唐朝延续了隋朝的中龙王气，结果在中叶遭遇从北方而来的安史之乱，致使王气损耗。北宋时，中龙已经无力克服北边的辽国。再往后，王气完全转向北龙，最终出现了金朝与蒙古相继入主中原的历史，并由元朝来统一中国，第一次把全国的首都定在了北方的北京，标着着中龙的没落。
南龙是中龙的王气分过来的，从六朝起，王气出现了南移的趋势。靖康之难后，宋高宗南渡，立国百年，奠定了基础。而在元朝末年，农民军正是打着大宋的名号来起义。朱元璋最终混一天下，定都南京。当时他曾想把都城迁到开封或关中去，刘伯温极力劝阻。他认为中原王气已尽，南龙现在刚刚抬头，应顺应天道，不宜逆天而行。之后明朝又经靖难之役，成祖迁都北京，而仁宗又想还都南京，反复下来，大明帝国最终形成两京并制的格局。明朝是南龙初起的时候，王气未盛，结果又遭反复，被北方的满清所取代。清朝末年，又是南方的太平天国和辛亥的相继发难，民国从南向北，一路北伐，最终统一。再次证明了现在是南龙王气旺盛的时期。
基于此，《天下郡国利病书》大胆的预言说：
“故中龙先陈先曲阜，其后转而关中；北龙先逐鹿先晋阳，后亦转而塞外。今南龙先吴、楚、闽、越，安得他日不转而百粤、鬼方也？”
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起于关中，有的起于江东，有的起于漠北，有的起于辽东，甚至闽广地区在五代十国时都出现过割据政权。唯独贵州和广西一直是苗蛮之地，几乎没有一个王朝建都于此。为什么这里没有“王气”呢？这是因为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江东与川蜀虽然也是山川众多，但在大都会所在地，都会有广阔的平原盆地，能够聚集人烟气脉，所以形成江宁、益州这样的大都市。贵州和广西却是群山列队，向东而行，很少有大面积的开阔地能用来建筑城池。其次，贵州广西的山体无法闭水，经常出现水土流失，导致“龙行不住”的难题。
闭塞的形胜环境，使这里难以形成大都会，而且文明开化较晚、人烟稀少，在历史上是苗蛮的聚所，却无王朝建立于此。因此古人认为它们仅仅是南龙的过路之地，没有“王气”凝聚。
如果说地脉是影响“王气”的第一个因素，那么形胜便是第二个因素，此外第三个因素就是当地的风土。
中国东部的地理风土相差不远，独有西南部聚集了许多少数民族，产生多样的文化。《天下郡国利病书》认为这是因为风土的缘故。东部地区从辽东到广东，夏季气温南北都很接近，独有冬季温差较大，但气节变化都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唯有西南方不一样，这里不寒不暖，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四季不分明。而且“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与生民作息，导致西南地区的民风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土地方面，西南地区多山石，水土贫瘠，常常是满眼荒芜，百里无人烟，十里无稼樯，限制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此，所谓的“王气”之所以不生于西南，是由于当地的地脉、形胜和风土都不适合“王气”的生长。从这种“地理”与“王气”关系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熟悉山川地理对于治国理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