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唐代继续兴盛，而唐代对私人酿酒的管制也较为宽松，所以才有“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那样的动人场景入诗（“绿蚁”：新酿的米酒未过滤时，酒面上漂浮的一层微绿酒渣，细小如蚁，故名）。

经过蒸馏工艺的高度数白酒也已经出现，如“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光。”而“葡萄美酒夜光杯”、“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等句，又清楚地表明葡萄酒在唐代的受欢迎程度。

葡萄是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传入中原的作物，当年张骞不仅为中原带来了葡萄种籽，还带进了酿酒的工匠，中原地区的人遂接触到这一饮品。但直到唐代，依然是胡人更擅于葡萄酒的酿制工艺。当时中原也有如蒲州那样的产葡萄名酒之地，这种地方则多是中亚胡族聚落区域，胡人开设的酒店就叫“酒家胡”，还经常以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胡姬招揽生意，所谓“笑入胡姬酒肆中”正是这种时尚的写照。

饮酒自然少不了酒具，唐人的酒器或精美雅致，或奢华富丽，或朴素无华，或沉稳大气……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祭祀典礼等仪式上也有酒器，不过早已不似商代器皿那么神秘诡谲，也不像元人酒具那般肆意夸张，酒壶、酒杯、酒令、酒筹等用品体现出的，是平和的生活态度，是典雅的审美趣味，是真正“艺术化的生活”。

唐人酒具中有很多是陶瓷质地。而唐代已经出现合乎西人严格意义上的瓷器——说到此，涉及到陶、瓷分类，这向来是陶瓷史上一笔糊涂帐，盖由中西学者对“陶”、“瓷”定义不甚相同。中国传统是陶、瓷并称：“瓷，陶器之较坚者。”，就像“玉，美石者也”，玉与石，陶与瓷之间，本无明显界限。有的学者执著于器物的透影性，而透影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胎体的厚度，倘执于此，一些著名的大型器物便很难被称为瓷器，因为体量大必然需要厚胎，厚胎必然导致透影性差，如明定陵出土的龙缸等，这与器皿的实际称呼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商周时代便出现原始瓷器，也未见能说服学界人士。

但即便以最苛刻的标准衡量，唐代能生产完全意义上的瓷器也是毫无疑问的。在酒具方面，文献中有“自暖杯”的记载：“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乱如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镂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遂收于内藏。”（《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文字记载略显神奇，而在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遗址，薄胎青瓷被大量发现，足以佐证此言不虚。

唐代的青瓷造型可以达到非常规范工整的程度，胎体也可以制得十分轻薄。烧制过程中启用匣钵，保证了烧成之后釉面的光洁匀净，只是釉色或青或黄，尚不能十分准确地掌握——釉色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是因为烧制环境的不同，氧化焰中烧成的釉色呈黄，还原焰中烧成的釉色为青。唐代工匠在控制烧制环境上还有欠缺。

在青黄釉色中，唐人显然更偏爱青釉，青瓷酒盏与色泽金黄的酒浆相配，温润而清冽，视觉效果极佳。

唐人好金银，喜繁华。生怕提到“金”字便沾染俗气的假清高，在唐人那里完全没有市场，他们酷爱“金”的富贵端丽，所谓“金樽清酒斗十千”、“莫使金樽空对月”，确有其事，并非诗人夸张。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花银器，是在银器上鎏金为饰，金光银色交相辉映，精美富丽，华彩辉煌，显示着无与伦比的盛唐风范。

尚金，也是受到草原民族影响的结果，游牧民族之爱金银，主要为了保存财富——骑马颠簸的时候不易损坏，在此基础上，也发展起极富特色的草原艺术风格。唐代皇室与游牧民族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加之唐代开放的社会状态，与外界深入持久的交流，胡风盛行也是必然。

金银酒器的造型装饰中时常可以见到鲜明的胡地影响，在初唐盛唐时代尤其显著。如八棱金杯、八棱银杯、八曲长杯等，杯上还往往饰有胡人形象，或曲折繁复的几何纹样，与粟特、拜占庭艺术风格有明显关联。

随着时代推移，中原文化逐渐渗入，器皿形态也发生转变。如酒壶造型，唐代早中期有纤长高耸的“胡瓶”、仿皮革器物的“皮囊壶”等，之后发展为壶肩一侧加管状流，另一侧加把手的造型，被称为“注子”，壶体形状也变得更加圆润中和。

游牧民族尚金，中原民族尚玉，自孔夫子时代就有“玉有五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等说法，唐代文化兼收并蓄，自然也对玉器一样钟爱。玉质酒器的光泽与酒色相映，和陶瓷金银器营造的风韵又是不同，真个像李白所言“玉碗盛来琥珀光”，单那视觉效果就诱人微酣了——这也并非诗人虚夸，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中即有白玉八曲长杯等玉器出土，还有牛首玛瑙杯等器皿，白玉杯有两只，一只素面，一只外壁上满布繁缛的花纹，玉质温润洁白半透明，极为精致；玛瑙杯则是写实写意结合的造型，橙、白、红相间的色彩，天然形成的纹理，再加以镶金装饰，富丽的材质、华美的色泽，不由人不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