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杜月笙71岁的长女杜美如在阔别故土52年之后，再次回到了上海复原的杜公馆旧居。出走半生归来，站在熟悉的家门口，想到众多兄弟姐妹如今都已经各奔东西，飘零天涯，杜美如不由得感慨：只有我一个回家，他们都走了。

也许对别人来说，杜公馆是记录着杜氏家族兴衰的历史遗迹，但是在杜美如眼中，这里承载着的却是她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全部回忆。其中，最让杜美如惊讶的是，她发现杜公馆大门上方赫然镌刻的竟是四个大字：竹苞松茂。

这四个字中的“松茂”正是杜美如先生的名字。然而，早在1926年杜月笙亲手设计这杜公馆之初，杜美如和她的先生都还没有降生。对于这个巧合，杜美如认为这也许父亲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牵下的红线。

杜美如生于1930年，她的生母姚玉兰是京剧名伶，也是杜月笙的第四房太太。迎娶姚玉兰那一年，杜月笙已经40岁，杜美如是他在天命之年生下的女儿。

杜美如出生的那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巅峰。

他不仅以自己成立的“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还担任了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地位。除此之外，杜月笙又借助广大的人脉创立了中汇银行，成功将业务触角延伸到了金融界。

彼时的杜月笙俨然成了人们口中风光无限的“上海王”，就连当时的下台总统黎元洪也感念他的“礼遇”，特撰了一副对联让秘书相赠，“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晚年的杜美如称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只不过个中所描绘的景象，在香港却是再没有了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人和手下100多口乘轮船前往香港，彻底离开了这片他为之打拼半生的发迹地。

轮船开近吴淞口的时候，杜月笙在黄浦江上远远眺望着对岸的申新纱厂，不无伤感地告诉女儿：

“当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纱厂做工，一天只挣两个铜钿。后来我苦心经营，做到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但现在，都只能丢掉了。”

关于杜月笙带着一家人远赴香港这个选择，女儿杜美如晚年坦言他“不愿去台湾，不敢回大陆。”

一方面，杜月笙当时对国民党后期的腐败和落井下石，表现出了相当的失望。正如他曾经感慨的：“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因此，心灰意冷的他其实不愿前往台湾。另一方面，他也不敢留在上海。进退两难之际，杜月笙去了香港。

在港期间，杜月笙习惯过着一种闭门不出的生活。因为担心遭到暗*，在人生的最后两年，他一直战战兢兢。与此同时，经济问题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杜美如曾说：“尽管父亲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

事实上，杜月笙来到香港后的全部身家不过是寄存在宋子良那里的十万美元。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资产，连居住的房子也是朋友提供的。一家妻小加上手下一百多号人，每天的起居开支高达六七千港币，基本上也全靠故旧的接济。

在此之前，盘算着要“两边”都不得罪的杜月笙，一度打算携全家人和下属移民法国，却被国民党政权告知要缴纳“护照费”。

细细算下来，杜月笙如果要给随行的一百四十多号男女老少也全部办理护照，各种费用加起来高达十五万美元，而杜月笙当时仅剩的十万美元显然远远不够。因为没有钱，最终，他放弃了移民法国的念头，只给众人留下话来：“要死大家都死在香港吧。”

自从“护照事件”之后，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气颓丧。他无法理解，在抗战时期，自己不惜将全家抛在沦陷区上海，全力帮助蒋介石抗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把家眷的首饰全部变卖了，到头来竟有出国还要被勒索钱财的一天。

在这种矛盾中，杜月笙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加上哮喘的旧疾复发，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而就在杜月笙的病情日渐严重时，大陆方面来人会见了他。

杜美如记得那一日，父亲一个人在浅水湾饭店对着海足足坐了两个小时，后对她说：“海的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