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春雨
导言：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明-邱濬《大学衍义补序》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支撑起中国人的文化信仰，那么《大学》编于元典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宝典。早在中国人普遍丧失文化自信的年代，孙中山先生便高屋建瓴的指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指出西方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
这所“大学”，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沃土，立德树人，让一代代学子养成蓊然博大的气象，担负起“修己治人”的文化使命，引领社会通往天下太平的彼岸。文化以无用为大用，关乎灵魂之塑造，乃力量之泉源。今日复兴传统文化，《大学》不可不读，“大学之道”不可不讲。
根据朱子《大学章句》，这所“大学”以二百零五字经文为核心，以十章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传文展开，乃一部阐释中国人最高文化理想的“心经”。其中，经文“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于“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在历史流转中，《大学》曾被汉人编入五经之一的《礼记》，到了宋代，程子指出《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朱子亦言“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将兹篇列于《四书集注》之首。其重大文化意义，明代邱濬一语道破：“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如果说中华文化乃无可逾越的万丈雄关，《大学》便是操之在手的钥匙，只要诚心向善，向每个人开放。
走进这所大学，开宗明义的提出了校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大学“三大纲领”，为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指出了必由之路。在西方文明里，人类带着“原罪”降生世间，终将面临“末日审判”，只有以毕生救赎通往彼岸天堂，奠定了宗教文明的路径。而中华文化沐浴着人性的光辉，相信人心中孕育着善的种子，人们能以毕生修为，通往天下太平的乐土——所谓天堂，即是吾人安身立命之处。
《孟子》讲：“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故“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的性善论与大学底蕴相通，对于整个中华文化构建起到支撑作用，被程子赞誉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大学之道始于“明德”，同样是指人类天性中光明的智慧与品格。只不过在残缺的现世里，人们难免目眯尘沙，需要“先知觉后知”，让心头次第明白起来。
这个过程，便是“亲民”。颇有分歧的是，程朱学派把“亲”读作“新”，意谓化民成俗，“去其旧染之污”，深刻启迪了后世“新华”、“新民”的思想；陆王学派则解释为“亲亲仁民”、“亲近人民”之亲，“以达吾一体之仁”。两者角度有异并不矛盾，最终都是要“明明德于天下”。《史记》载周公论政：“夫政不简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必亲民而后新民，新民而后安民，需要仁人志士念兹在兹，致力于此。然其皈依之处不在远方，不过是反求诸己，“止于至善”。传文所谓“为人君，之于仁；为人臣，至于敬；为人子，至于孝；为人父，至于慈；与国人交，至于信。”这分明是中华元典为人类社会画出的星系图——星空所以永恒，在于群星在各自轨道上闪耀生辉。在文明进步事业中，历尽“道学自修”之苦，赢得“德容表里之盛”的文化精英群体，势必要发挥引领作用。
品读其中的深意，据钱穆先生阐述，“善是人生最高理想，而善即是人心内在所固有，把此人心固有之善，发扬光大，则全人类可到达一终极融合之界”。这个终极融合之界，既是《礼记》另一篇章《礼运》憧憬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们逃离“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的苦难，“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让生命之旅得到全程安顿。“大道之行”，没有终点只有征程，由此展开了大学的“八条纲目”，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只是做了一件事：修身，珍爱自我，做最好的自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乃知中国人的大学，是场没有尽头的修行。
孙中山先生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人之所以为人、何以为人，在于一心之用。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构建中，《大学》指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们只有止于善念，内心正定，才能沉潜下来发挥聪明才智，孜孜不倦求得真理。冯友兰先生所谓“人苟知止，则向一定之目的进行，心不旁骛而定，定则能静，静则能安，安则能虑，虑而能得”，让我们从暗昧卑微变得光明博大，方是“大人之学”。
这就要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努力求得真知，树立真诚的信仰与信念，让人生气象变得“诚中形外”、“心广体胖”。当了然了生命真谛，也就摆正了心灵，战胜一切好恶偏私，卓然有所树立。当走进社会，才能晓然“其职分所当为，而各浼焉以尽力”。这个精神成长过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我们从来不乏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但走在这条路上不能好高骛远，不能好大喜功，要脚踏实地，具体而微，“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中大义与《大学》《管子》等经典相阐发。重视家庭、爱护家庭、团结家庭，乃中华文明固有特点，家道兴衰及其文化心理，不仅关乎个人命运，也关乎时代风貌与民族兴衰。由于西方个人主义趁虚而入等深刻原因，中国人的家道遭受了极大挑战，从离婚、不婚到少育、不育，父子不亲，夫妻不和，造成各种社会症状，危机在饱食暖衣中裂变。一个社会，纵然灯红酒绿，倘若性灵得不到安顿，生命得不到传承，谈何民生福祉与文明进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停留在政策和技术层面，需要上升到思想和文化高度，向国学经典寻求经典智慧，“与时谐行，”重整中国人的家道。
根据《周易-序卦传》揭示的人类文明生成图像：“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所谓家庭，男左女右，出生入死，阴阳调和，生生不息，即是一颗“天地生物之心”。从两性结合开始，一切社会关系由此展开，蕴含着基本社会伦理，“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于是自古“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
中国人最高的文化理想是平天下。明代王阳明在其《大学问》中说过：“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中国人相信，通过这颗大人之心，可以通往大同彼岸。为此，传文在最后的段落，把最多的笔墨留给了平天下。其中要点，被朱子概括为“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当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经典智慧总是意蕴相通。传文从平易而精微的“絜矩之道”开始，引导人们彼此尊重、彼此关爱、彼此成就。既然人性相近，贵在“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节点，理顺了周围关系，“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推而广之，自然天下太平，“而不可使一夫之不获矣”。
为此，传文博引诗书，反复叮咛社会引领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有国者不可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消极腐败的危险是最根本的危险。借鉴商代兴亡，“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其中，坚持以德治国，摆正义利关系，守住廉洁底色，乃天下兴亡之要。其中的逻辑是：“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其中的关系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其中的结果是：“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就要求社会领导者在平天下的路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惟命不于常”，历史的周期律，在于时代的航向能否止于至善，“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大学》终篇，反复告诫“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明代顾炎武则云，“故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所云利义之间，意在从物质文明发展推动精神文明进步，为国者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后“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可见，在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上，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即是明明德，即是亲民，即是止于至善，乃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理想，也是《大学》留给现代中国的经典启示之一。
胡春雨，字思农，号齐西鄙人，文化学者、资深律师，济南市出彩统战人、济南市网络名人。天桥作协副主席、天桥政协委员、长清民革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齐鲁晚报签约作家、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舜网文学驻站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诗词学会、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民革天桥总支委员，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暨天桥新阶层联谊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网络信息同心联盟副理事长，民革山东省委、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民革济南市委思想宣传、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本栏目荣膺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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