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根
民为邦本，意思是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语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原典精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②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③，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④。牺牲⑤既成，粢盛既洁⑥，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注释：①社稷；土神和谷神。②丘民：指在井田耕作的下民。③得乎天子：得到天子认可。④变置：改立。⑤牺牲：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⑥“粢盛既洁”：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粢（zī）：粟米。
民本思想，源于夏朝。夏启是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启死后，传位其子太康。但太康贪图享乐，不理政事，被后羿打败。其五个弟弟逃亡到洛水之滨，想起祖父大禹的告诫，不觉悔意连连，相继作歌一首，反思亡国之痛，此即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第一首就唱出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邦本观念的发生，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血的教训！
有教训，就会有成功。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继承父位当了周族首领，将领地治理得富庶安康，深得臣民爱戴。但有一个叫“薰育”的少数民族，十分强悍，不断前来侵扰，掠夺财物，古公亶父觉得，只要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财富给了还可创造，便给了他们不少财宝。后来他们又提出要土地和人民，否则就兵戎相向。大臣们坚决不同意，土地人民怎能拱手让人？这时，古公亶父说出了一番震古烁今之言：“百姓拥立君主，无非为生活安定，以我为君与以人为君，有何区别？若为当君王而导致百姓家破人亡，于心何忍？走，我们另换居地。”结果，百姓说，大王，您到哪我们跟到哪。于是大家扶老携弱，翻山越岭，跟随古公亶父来到了西岐。邻国听到他的仁义爱民，也都前来归附。
君为大，还是民为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古公这里，君王只是流水的兵，谁当都行；百姓才是第一位的，才是铁打的营盘。伟大的古公亶父给周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推翻殷商之后，周人反思，殷人特信鬼神（殷墟甲骨文，多是占卜记录），总在祈求鬼神保佑，却还是灭亡了，可见鬼神靠不住。那么靠谁？他们的结论是“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所以，周朝的国策就是“敬德保民”。可惜后来统治者并没能将这一国策坚持到底。
到孔子，他由其仁者爱人，自然推导出爱民的思想，指出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来评价政治人物。但孔子离“民本”尚有距离。周代之后，真正高举“民为邦本”大旗，并形成了完整理论体系的，是孟子。
《孟子》一书实词出现最多的就是“民”，可见“民”在孟子思想中的地位。他继承发扬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将其概括为“亲亲仁民爱物”，由此形成其仁政思想。孟子仁政思想，基础是“仁”，核心是“民本”，其最大价值也在“民本”。他将民摆到了最高位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已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破解了儒家“忠君”思想可能导致的“愚忠”难题，认为国君有错，臣民可以规劝，屡劝不改，可以推翻，甚至君不像君，*之何妨！若孔子是忠君，孟子则是“忠民”。他倡导与民同乐；主张“民有恒产”，要让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他所倡导的“王道”就是以仁义爱民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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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来源《语文报》2017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