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司徒、司空、漆雕……都是典型的以“业”为“氏”；“吕尚”的“吕”，就是典型的以“地”为“氏”——封地或长居地的地名，成了“氏”。魏、陈、韩、郑、曹、宁、燕、齐、鲁、西门、南郭，等等，都属此类。

战国时彻底改变了秦国命运的改革家“商鞅”，本是“卫”国人，名“鞅”，祖上姓“姬”，到他这代早没了保留“姬”姓的资格，他也没有封地，于是就自称“公孙鞅”，意思是祖上是“公”的“鞅”；后来旅居去了魏国，改叫“卫鞅”，意思是“卫国来的鞅”；再后来给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国赐了封“君”赐予叫做“商”的地方做封邑，故称“商君鞅”，史称“商鞅”。

吕尚也好，商鞅也罢，先秦时，数量上占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姓”的，有些连“氏”都没有。对于最广大群体而言，通常都只有“名”。

连“姓氏”都得靠运气才能有，更别说“字”、“道号”什么的了。

所以，“字子牙，道号飞熊”，肯定是后人的杜撰。

至于为啥杜撰出“子牙”、“飞熊”这样的字眼儿，还真没查到原由，也实在不敢乱猜。

怎么区分“姓”还是“氏”呢？

其实，今天来看，没有去区分的必要。往古时候捯，非想要逗趣似的区分一下的话，可以有两个粗略的、以偏概全的“维度”——

一是独体字（不是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字）的姓氏，是“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比如“子”（商帝姓）、尹、几、乙、申；但也不绝对，“王”就是“氏”而不是“姓”。

二是组合字中带“女”字的姓氏，是“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比如“姒”（夏后姓）、“嬴”（秦皇帝姓）、姜、姚、妫；但也有几个不带“女”字的组合字是“姓”，比如“孔”、“刘”，就是不带“女”字的古老的“姓”。

差不多所有的“复姓”，都是“氏”而不是“姓”。除了上面提到的以“业”为“氏”、以“地”为“氏”之外，不少复姓，其实都是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演变而来的——独孤、令狐、慕容、拓拔、耶律、尉迟、赫连……

姜，很可能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姓”之一。

说“我们民族”，是指西汉“第一次大民族融合”之后形成的“汉族”。再早时，严格来讲，“姜”这个姓，还真不属于堪为“汉族”“基底前身”的“华夏族”。一些很新的考证资料表明，“姜”姓，很可能源自跟“华夏族”同样古老甚至更加古老的“羌族”。

姜，羌女也。上古时代的“羌族”，跟今天同名的那个少数民族，是很不同的，比今天的羌族，要强大的多，分布区域也要广泛些。

有说，吕尚出身的叫做“吕”的地方，其实已不是最初的“吕地”，而是商朝中期时新迁徙去的地方。迁徙、举族举国的迁徙，在“逐水草而居”的文明早期，是常有的事。

殷商中期，随着殷商日益走向“帝国化”（武力扩张 资源垄断=帝国化）和被叫做“东夷”的东部和东北部（相对今河南省的殷商中心地带而言）渔猎部族对殷商的掠夺和压迫的激烈反抗，即所谓“东夷之乱”，大量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小邦国（未完成“国家化”改进的不能称为“国”，而称“邦”或“方”），为避免吃挂落，被迫迁徙，在某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形成“现象”，其中就有“吕方”和后来覆灭了殷商帝国的“周”的前身“后稷方”。

据说，“吕方”迁徙到了毗邻羌族聚居地的地方，与羌族为邻，相互融合，逐渐不分彼此。吕尚，大约就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也许，他祖上确实持有“姜”姓。果真的话，以“姜，羌女也”来论，他的这个“姜”，跟“羌族”，怕是有渊源的。

其实，正史中，除了前面《史记·齐太公世家》开篇是羞羞答答提了一笔之外，再找不出“吕尚”姓“姜”的“证据”了。同样一篇文章，到了最后，也还是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看见没看见没，还是“吕氏”，没“姜”什么事儿啊！

要说非得让“吕尚”跟“姜”再亲近点儿，可以拿来说说的，就只有严格讲不能算正史的一些文献中提到的一宗“轶事”——在《史记·周本纪》中被称为“师尚父”的吕尚，有个幼小的女儿，名叫“邑姜”，让他嫁给了周武王姬发。

这个只是传说。真要刨根问底的话，就扯远了，实在没必要。该稍稍琢磨的，也就“邑姜”这两个字——“封邑”的“邑”、“贵姓”的“姜”。

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过，古时，尤其上古之时，女孩子是不能继承“本族之姓”的，个别“极高端”的家族，或许可以除外。吕尚他们家，肯定不在“除外”之列。

所以，“邑姜”，这个莫须有的女儿，是没有姓只有名的。

这个名字，十之八九是她爹给起的，就像我女儿的名字是我给起的一样，人之常情、世之常情。父亲给子女起名字，大抵都是融入了“寄望”的。我给我女儿起名字，融入的是我对于她的寄望。吕尚给女儿起名字，或许融入的更多是对于自己的寄望——邑，封邑的邑；姜，羌女之姜、贵姓之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