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达的社会经济造就了极其宽松的就业环境，导致愿意埋头去做学术科研的人少之又少。当然，美国的人才问题还不只是出在高级技术工程师缺乏这一块，现在就连合格的技术工人都不一定凑得齐。

这里拿5G领域的建设举例，白宫早就指出国内5G建设缓慢，但美国通讯行业协会做出的陈述却很直白：“如果想实现全国5G覆盖，至少需十几万通信技术人员。但全美上下目前有从业经历的，或者从相关专业毕业的，总人数加起来不到3万。”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环境正变得十分奇怪，几乎每所美国大学都在增设“性别，族裔，宗教”的文科类研究项目。他们削减其它理工领域的研究经费，拨专款去支持这些社会型讨论科目。

原因不为别的，单纯是这样社会研究比起沉闷的理科项目更加吸引群众眼球，能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既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环境，也符合美国舆论媒体的胃口。

这导致美国社会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了非常奇怪的地方，比如“儿童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堕胎与反堕胎”，“少数族裔的待遇”，“枪支是否管控”，“毒品如何除罪化”等领域。

这是极其不正常的，因为越片面的社会争论会造成越尖锐的社会撕裂。相悖的领域越多，被撕裂出来的群体数量也就越多。所以，“LGBT群体”出现在美国社会，并成为舆论主流并非偶然，它是美国教育界宏观失衡或间接失衡的缩影之一。

如果单纯只是这样的族群撕裂，打打嘴仗也就罢了，不至于严重拖累美国其它领域的建设。

美国的族群撕裂特殊之处在于它严重动摇了美国教育界的优势核心，那就是“人才包容政策”。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科技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人才包容政策。

且不说二战后美国从欧洲挖过去的那部分科研人才，单是亚裔科学家们，就给美国做出了及其可观的科研贡献。2020年，美国硕士以上学历的STEM专业就读者里，有70%为国际留学生，其中亚裔比例约为48%。

而现在，美国两党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特别是亚裔）的政策已经变得非常苛刻，平均下来需要“硕士2年 博士6年 OPT2年 H1b6年 绿卡N年 入籍程序1年”才能得到美国国籍。

相比之下，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对待难民的政策又显得非常“宽容”，基本都是进来就有绿卡拿，两年就能入籍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