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古代在地理、民族、文化和习俗方面差异性很大，而且，中国早期战争很频繁，社会动荡也很厉害，而战乱中的人们渴望社会安定，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非常强烈，重视大一统的国家理念。而在战乱与统一的矛盾中，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者一直在寻找有效的治理国家的理念和方式，在延续了几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的治理之道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中国古代的治理之道重视以民为本。
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和更替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凡是强盛和开明的王朝，基本上都是重视“以民为本”的，文帝景帝时的“文景之治”，隋文帝时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时的“贞观之治”，李隆基前期的“开元之治”等，都是重视惠民政策，关注民生状况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比较明确的民本观念。《尚书》所坚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在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时分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于是，孟子得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这是先秦诸子最为明确的关于治国的基本要领。这一“民贵君轻”的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长时期的治国方略，成了历代明智君王管理国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到了唐代，便演化为魏征、李世民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理论，是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知道国家治理必须以富民为本，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论述国家治理方略时就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在那么早的时期就明确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治理理念，这是很难得的。
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继承者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把统治者的节用并使民富裕看成是强国之道。汉代诸侯王刘安在其所主编的《淮南子》中也说得很明确：“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显然，“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成了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治理之道，一般来说，开明君王都能依照“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在中国古代，欲富国强国，必先富民，这成了贤明君王的治国首要策略。
中国历史上那些励精图治、去奢倡俭的帝王都是很重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原则。汉朝刚建立时，汉高祖刘邦注重减轻田租、豁免徭役、释放奴婢，让士兵复员，施行与民休息的管理策略。之后，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倡导清明俭朴的作风，不断减轻赋税和徭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汉武帝统治的前期，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西汉初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而到了汉代强盛时，更是降为“三十税一”，惠民政策非常显著。
汉文帝刘恒
第二，中国古代治理之道重视儒、道、法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受先秦诸子各学派的影响，先秦的各家学说对于古代管理者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春秋末战国初，中国学术界进入了“百家争鸣”的重要时期，当时，出现了各种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兵家和阴阳家等，这些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探讨过治理之道，其思想观点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家们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管理国家的理念是“儒道结合”，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管理国家的理念是“儒法互补”，其实，应该承认，先秦各家学说对治理理念都有影响，儒、道、法、墨、兵和纵横家等，都在古代治理理论的发展中留下了思想烙印，但是，影响最大的当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儒道法结合”成了中国古代治理之道的一个明显特点。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和法家是最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想特色的，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儒家思想；老子、庄子等的道家思想（后来的《淮南鸿烈》也继承了道家思想），管仲、商鞅、慎到和韩非等的法家思想，都很注重对于治理之道的探索，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理思想。比如，儒家强调推行“仁政”，采用“德治”方法；道家强调“人君南面之术”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法家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理观念。
儒家把政治管理与伦理规范结合在一起，执着于推行“仁政”，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
孔子提出了“内仁外礼”的理论观点，把修养与治理统一起来，主张在人的内心修养“仁爱”，让人在行为上遵守礼仪。孔子把治理之道的根本在于“克己复礼为仁”。在儒家学者看来，若人人都能修仁尊礼，“德治”就能得到彻底实行，国家就能得到很好治理，“仁政”也就能够顺利实现。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家的治理理论继续发展。首先，他把修养方式发展为在内心注重养“浩然之气”，主张“人性本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主张通过教育和感化，使人知悟善心，以守持仁义之道。梁启超曾指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确实，孟子的治国理论便是主张通过教育和修养，让人悟到仁义，内养“浩然之气”，外遵礼仪之道，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使统治者能巩固其统治秩序。其次，孟子的修养之道被后世儒家发展为“内圣外王”学说，这一学说主张通过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提高仁义德性，并通过修身养性，推行至治国理政的行为中，即由修身齐家延伸至治国平天下。
荀子与孟子不同，从另一个方面来阐述儒家的“仁政”学说。首先，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要通过教育、规范来使人去“恶”悟“善”，从而知仁义；其次，荀子在《大略》和《君道》等篇章中，专门阐述了“帝王之术”，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观点，荀子认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他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统一起来，强调君王要崇尚礼义尊重圣贤，并把法治与爱民结合起来，使民遵守礼制。再次，在“内圣外王”之道中，荀子更重视对于“外王”的阐述，重视对于“外王”理论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体现。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这说的就是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是所谓的“黄老之术”。
这“黄老之术”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应用，汉初的几位帝王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的谋略，出现了“文景之治”，后代的政治家对于“黄老之术”还是比较重视的。
其实，“黄老之术”在治理上是吸取了先秦道家的理论实质的。
首先，道家理论的第一个原则是“顺其自然”，而转化至治理方法上就变为“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君王治国要管得越少越好，若管得越细，将会越糟糕，会制约民众的创造力；其次，道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以柔克刚”。也就是说，在治理谋略上，不主张以硬碰硬，不能逆势而行，不能背道而驰，而是要善于借势发挥，顺势而行，而顺势最有效的方式就以柔克刚，以雌应雄，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等。其实，这是道家学说被应用到政治谋略方面的非常厉害的政治权术。老子的帝王之术，就是非常重视讲究谋略，其基本原则就是以柔弱胜刚强。
无为而治
法家治理理论与道家大不一样。道家主张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无为而治，而法家则主张以严酷的刑罚来处置，坚持无畏的改革，坚持在执行法治时要积极有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法家治理理论也与儒家很不一样。如果说儒家是以“德治”为治理理论的核心，那么，法家却以法治为治理理论的核心，儒家以维护礼制，维护伦理纲常为己任，而法家却以富国强兵为其奋斗目的；儒家重“修养”，重“德性”，重“仁义礼智信”，执着于推行“仁政”，而法家却为君王提供统治谋略，辅佐君王富国强兵，法家对自己的政治目的从不掩饰，彻底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的宣称是帮助君王增强统治权力，拓展疆土，使国家强盛；儒家讲“仁义”，注重血缘亲情，强调“仁者爱人”，而法家却坚持法治的执行原则的严厉和无情，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以“缘法而治”为政治口号，坚持人人皆须遵法守法，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法家的治理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势”“术”三个方面，而商鞅、慎到和申不害分别是这三方面思想的代表人物。
商鞅推崇“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坚持法制第一的观点。他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积极推行革新政策，以实行法治。商鞅的“法治”主张得到了当时秦孝公的赞赏和支持，从而，商鞅有机会在秦国推行变法。可以说，商鞅为秦孝公所提出的变法建议以及在秦国的实践，是当时最好的治理理论和有效的政治政策的推行。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增强，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