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经者，常道也”。作为常道的六经，能够发挥六种功能。《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则指出：“《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六经还能培育人的六种德性和特长。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说：《诗》教使人温和柔顺、朴实忠厚，《书》教使人通晓远古、知识渊博，《乐》教使人心胸广阔、善良坦荡，《易》教使人清洁沉静、洞察细微，《礼》教能使人恭让简洁、庄重恭敬，《春秋》教能使人善于辞令、长于铺叙。
更重要的是，六经还塑造了中国人的六种生活方式——《诗》塑造了性情的诗学生活方式，《书》朔造了恭谨的政治生活方式，《礼》塑造了优雅的礼仪生活方式，《乐》朔造了弦歌的音乐生活方式，《易》塑造了思辨的哲学生活方式，《春秋》塑造了深沉的历史生活方式。当代儒家学者杜维明指出，六经塑造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诗意的、政治的、礼仪的、音乐的、哲学的、历史的生活于一体，既系统又精深更博雅，既伟大又优美更崇高。
千百年来，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历经磨难，学称“书厄”。隋朝牛弘总结“五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年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14万卷。后是明代胡应麟又续“五厄”：一为隋末混战，二为安史之乱，三为黄巢入长安，四为靖康之变，五为南宋末伯颜军入临安。近人祝文白再续“五厄”：一为李自成陷北京，二为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五为抗日战争。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书籍还有三大厄难：一为民国时期以吴稚晖、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不读中国书”，认为中国书籍承载的皆是坏价值，所以呼吁年轻人将中国书籍“丢进茅厕”；二为民国时期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中国古书很多是伪造的，所以均要予以重新检视，予以批判颠覆。三为新中国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是“文革”运动，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古籍被付之一炬。
但是，尽管中国书籍迭经磨难，但重要典籍尤其是六经，却并未彻底消失，而是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重教重学重读书，所以也很重视保护书籍，尤其是重视保护以六经。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一大灾难，但当时的儒生或壁藏古书，或挟经而逃，或诵传经典，所以“六经”得以保存先来，只是亡佚《乐》（另有学者怀疑《乐》只有谱没有书，所以不算亡佚）。抗日战争时期，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在诸多有识之士的护送之下，辗转万里护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为中国保存了这一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经典幸免于难，其功有三：一是通过“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史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二是通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三是“苟非至德，道不虚行”（《周易》），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经由后人发掘和光大的基本机会。
上述三条看似简单平常，实则厥功至伟。须知，同样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上古书籍无一幸存，导致古埃及文明永无传人。就连被称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其书籍也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一度淹没无闻，直到上千年后，由阿拉伯人觅得、翻译，复又传入欧洲，才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慨叹，如果古希腊的这些经典一直存在，西方文明或会是另一番景象！
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或许没有人翻阅，也可能没有人看懂，但绝不能消失，一旦消失，将是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幸运的是，她们顽强保存和流传下来，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中华大地再现郎朗诵读经典之声，再现研究和发掘经典价值的高潮，使得人们有机会神游万仞，思接八极，与经典同行，与圣贤对话，不断启迪、温润、丰富和完美自己的生命、生存与生活，且必将推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新跻身于诗书礼乐之邦——何其幸也！
永恒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文字是文明的遗传密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个“存在”不仅是指“现象”，还指“精神”；这个“家”不仅指“现象”所在的“场所”，还指“精神”寄寓的“家园”。因此意大利的马志尼曾有个说法：“凡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园。”同样，我们可以说，汉语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精神的家园，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具有维系和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一文中就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要是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置信的啊！”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但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用“雅言”来吟唱。《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完全统一。雅言和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传承和精神家园的功能，甚至具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功能，所以历来异族入侵者或殖民统治者，都试图改变占领地的语言文字，即所谓“灭其国者先灭其史，灭其史者先灭其文”。法国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描写德国占领法国洛林和阿尔萨斯之后，强迫当地民众学习德语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试图消灭法语的举动。日本占领台湾和东三省后，也曾强迫当地民众学习日语。
然而，鉴于汉语传承数千年之久，汉字象形文字的独特结构，以及十数亿人口使用的规模，外在力量想从根本上消灭汉语汉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近代以来，汉语汉字的灾难并非来自外人的强迫，而是来自国人的自戕，大体有三厄：
一是由文变白之厄。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文体，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典籍皆由文言文记载。白话文则是民间文学体，肇造于唐宋，渐多于明清，而大盛于清末民初之后。1905年废除科举制和1912年终止学校读经后，人们不再以攻习文言文为业，文言文地位一落千丈，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文化教育、思想学术、报刊杂志的主流文体。如今，从孩子到成人，接触的文言文非常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懂甚至不看文言文，遑论写文言文了。直到如今，中国只有载之于典籍的古代文言文，或者说是死了的文言文，但已经没有活着的文言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