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白色面包车一出发，村民们就知道，村医邓前堆又要去怒江西岸问诊了。
沿着环山的公路，开上几百米，邓前堆就来到了“连心桥”。桥狭长逼仄，宽仅4.5米，只允许单车通行。取道于此，不出10秒，邓前堆就能跨越奔涌的怒江。
2公里外，两条细长的溜索悬在江上，那是邓前堆的“老搭档”。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6个小组被百米宽的怒江切分为二，村卫生室在江东岸。当了39年乡村医生，前28年，邓前堆每逢去江西岸问诊，只能绑上绳索，握住滑轮，顺着溜索过江，每次都提心吊胆。
2009年，溜索过江的画面被媒体捕捉，邓前堆成了家喻户晓的“索道医生”。节目最后，邓前堆许下两个心愿，“第一，建一座能通村的桥；第二，每个村小组能修通公路。”
2011年，“连心桥”与另一座“幸福桥”竣工；水泥路也一寸一寸爬上了山，至2020年，最远的村小组也通了路，去年，路边的防护栏也建成了。顺畅的交通让贫穷的村庄有了“奔头”——村民不再种植只做裹腹之用的玉米，转而种起了售卖价格昂贵的草果；摩托车、小轿车与大货车涌入村里，将草果运往他乡，换回粮食与财富。
邓前堆的愿望，一个一个实现了。
横跨怒江的溜索，如今已成为拉马底村的一个标志。受访者供图
溜索上的前半生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1982年，拉马底村村医友尚叶在给19岁的邓前堆治好了痢疾后，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
那是青年邓前堆第一次生病，对他来说，友尚叶就像是他的救命稻草。时年25岁的友尚叶是村里唯一的医生，被村民叫作“老医生”。当时，他正好想再找一名医生搭班，看中了邓前堆的初中学历。
邓前堆答应了。他想，“我也可以成为村民的依靠。”
跟着友尚叶学了一个星期，把药品名称记住后，邓前堆又去乡卫生院学习了一年，正式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一个月工资25块钱。两三年后，友尚叶当了村支书，村医只剩下邓前堆一人。
在石月亮乡，拉马底村是唯一被怒江切割的村庄。6个小组1000多名村民散居在近50度的陡山上，被百米宽的怒江分成东西两岸。邓前堆不仅要负责江东3个小组，还要负责江西岸高黎贡山上的3个小组。两条细长的溜索横亘在江水上方30米，一头高，一头低，绑上绳子，握住滑轮，顺溜下去，约一分钟就到了对岸，要是走山路，得翻山越岭，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
溜索是拉马底村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从邓前堆小时候起，这两条溜索就悬在怒江上空了，每三年更换一次。怒江水流湍急，声如擂鼓，一旦掉下去，几无生还可能。至2012年建桥为止，掉下溜索的有8人，5人找到了尸体，至今仍有3人失踪。
邓前堆出诊给高血压患者测量血压。受访者供图
两岁以下的小孩不准过江，一旦生病，邓前堆就得过溜索出诊。一开始，他背着15斤重的医药箱，被家属带着过江，短短60秒的时间，他不敢睁开眼睛，脑子里塞满了掉下江的场面，等到了对岸，邓前堆已经“呆住了”，家属喊了两遍放手，他才回过神来。
为了不麻烦村民来回带他，邓前堆开始自学溜索，却怎么也学不会“刹车”，愣是直直地冲下去。有一天晚上9点，天下着雨，江西岸来了个人，叫邓前堆赶紧过去。夜色浓黑，他顺着溜索滑向对岸，什么都看不清，迎头撞上了溜索末端的石块，药箱里的注射剂被撞碎，他左腿膝盖至今留着一条浅浅的伤疤。
后来，他学到了如何“刹车”——手里捏一把稻草，需要停的时候，就用它握住溜索。病人的呼救总是不定时而来，邓前堆成了溜索最频繁的过客，最多时一天能过两三回。他还在拉马底村举行的“溜索比赛”中，以39秒的成绩拿到过“溜索大王”的称号。
很多年里，邓前堆是拉马底村唯一的医生。他也想物色搭档，然而，对年轻人来说，乡村医生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有一点知识”的年轻人渐渐都往外走，去省会昆明打工。看病时，邓前堆总能听到老人吹嘘，“钱如流水一般从外地汇过来，一个月几千块钱。”
当时，邓前堆正值壮年，乡村医生的月工资涨到了一百元左右，村里人劝他，妻子也催促他，去外地打工吧。
“答应了就不能反悔。”答应做村医时，老医生友尚叶的这一句话，被邓前堆当作了一个承诺。
被看见的村医
个子不高，身穿白大褂，背一只皮质医药箱，熟稔地套索套、过溜索，步伐矫健地爬上陡峭山路。
这是邓前堆留给公众的第一印象。2009年，有媒体跟拍采访他，节目播出后，邓前堆成了家喻户晓的“索道医生”。
节目最后，记者问他，你有什么愿望？思考了五分钟后，邓前堆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建一座能通村的桥，这对村民和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修了桥之后，每一个小组都能修通公路，让村民从家门口就可以坐车。”
两三个月后，他收到一条中央文明办的短信，上面写道，“你的愿望要实现了。”
不到一年，桥开始建起来，路也开始修起来。2011年，两座桥竣工。一座被命名为“连心桥”，寓意怒江东西两岸不再分隔；一座被命名为“幸福桥”，寓意“过江不再害怕”。
横跨怒江的“连心桥”。受访者供图
邓前堆让乡村医生这个群体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他也成了村医们的“代言人”。很多乡村医生写信给他，希望邓前堆能替他们诉说困境。
苏唐文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新南村的乡村医生，当年快要退休的他，在给邓前堆的信里，写下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乡村医生没有退休机制，我们养老也没有盼头。”
他是新南村第一个乡村医生，高中毕业后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农村，被选拔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在此之前，乡村医疗还未普及，许多传染病流行，不少村民患病还信神医巫婆。
至2003年，全国乡村医生超过79万，经过不断的培训进修和自学，他们扎根在乡村，己经大大改变了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然而，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晰的职能岗位，待遇也各地不一。那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发，苏唐文第一次觉得这个群体被国家重视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媒体、人大代表，希望能把乡村医生的待遇提上去。
如苏唐文一样找到邓前堆的乡村医生遍布12个省共100多人。邓前堆意识到，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十八大党代表，应该为这个群体发声——完善农村卫生室的用房建设、留住艰苦地区的医疗人才、完善乡村医生退休待遇……无论开会还是接受采访，邓前堆一直都在为改善农村医疗提建议。
2013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发文要求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建立乡村医生到龄退出机制。去年，72岁的苏唐文从乡村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每个月能领到600多元的退休补助，“工资”反而比当医生时还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