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雄安新区设立3周年之际，梳理历史上的雄安，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雄安，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雄安的建设和发展。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雄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息繁衍，距今最早的文化层约有7000多年的历史。

白沟河

　　先秦时期，雄安地区处于中原王朝的北疆，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西周初立，燕国经营北方，燕国遂成为周王朝的北方屏障。在战国燕昭王时期，燕国为了防御西南的中山国、南部的赵国和东部的齐国侵犯，于公元前约334至公元前311年，沿易水北岸修筑了燕南长城。燕南长城西起易县太行山下，向东蜿蜒经徐水、容城、安新、雄县、文安等县，直至大城，总长近260公里。这条长城不仅是燕国的南境线，同时也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

　　秦统一六国后，置郡县，雄安地区属广阳郡易县。西汉时置幽州刺史部，雄安地区归其管辖。东汉时，该地区又归冀州刺史部管辖。自此一直到北朝，该地处于幽州与冀州之间，或冀州或幽州或由两者分而治之。

　　唐代，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河北道是北方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代宗瓜分河北之地，授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为地方节度使，成立成德、魏博、卢龙三个藩镇，时称“河朔三镇”，雄安地区为卢龙镇所属。五代时期，雄安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势力不断强大，屡次兴兵南下。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乱，为请求契丹援助，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雄安地区属于被割范围。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梁（今开封），建“大辽”，雄安地区遂成为辽国统治区域。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亲征伐辽，连收三关三州，将雄安部分地区收回，并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名即源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以白沟河为界，自此，雄县、容城被一分为二，今雄县南为宋之归信，北为辽之归义；宋、辽两容城南北并立，共一百数十年，至金始合二为一。

　　元朝建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1227年春，张柔到保州，将保州改名“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

　　意，保定从此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雄安地区作为保定下辖州县，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部分。

　　明清时期，沿用元制。明洪武七年（1374年），由于其军事地位的下降，雄州被降为雄县。同年，将容城并入雄县。十三年（1380），析置容城县，复设安州及新安县，属保定府。清顺治元年（1644年），继续沿用明制。

　　民国时期，雄安三县一直属保定管辖。期间，虽然随着形势需要，三县区划多有调整，但隶属保定的大体格局没有再改变。

端村行宫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比较鲜明有燕赵文化、边关文化和畿辅文化。

　　先秦时期，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处中原地带，雄安地区则处在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的北疆，其文化历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既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也有着北方文化的特性。但总体而言，据考古发现，其文化属中原文化的范畴。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雄县西北）。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当时的燕南古长城既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因此，雄安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燕赵文化的特质。

　　汉唐时期，雄安地区的文化则呈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在容城、雄县、安新等地，发现了很多汉代墓群，这些墓葬的主人多是西汉涿郡或东汉河间国的贵族，根据对其随葬品的考证，发现这里的文化具有幽冀两州边际地区的汉文化特色。唐时，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河北设“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势力强大，有很强的独立离心倾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由此可知，唐中后期，雄安地区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

　　宋辽金时期是雄安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比较鲜明的时期。宋辽时期，雄安区域处于宋、辽南北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长期的对峙、交锋使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澶渊之盟后，北宋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的榷场更是大大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女真族建立的金灭了辽和北宋后，迁都燕京，实行“南迁北徙”政策，女真人迁徙到燕山和华北一带居住，与当地汉人不断融合。雄安地区再次经历了和女真族文化上的融合。

　　元明清时期是雄安地区以畿辅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燕赵地域成为畿辅之地。燕赵文化受京都文化辐射，产生了畿辅文化。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康熙、乾隆也曾多次到行宫驻跸。

　　雄安地区在漫长的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处于南北多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接地带，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

　　雄安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五代、北宋时期。

宋辽边关古地道

　　五代时期，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统治。到了后唐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为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中原王朝因此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变得无险可守。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策马南下，穿越华北平原，直抵都城开封。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于959年开始北伐，先后收复了三州三关（瀛州、莫州、宁州，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分别屯驻重兵。于是，三关地区就成了双方对峙的前线，军事地位凸显。

　　北宋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分而对峙，雄安地区又成为宋、辽两国的边界地带。为了防御辽国入侵，宋朝在此地修筑了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即“水上长城”和“地下长城”。“水上长城”即在白洋淀上筑堤围河，修筑工事，一方面可以练兵，一方面可以抵御辽国骑兵南下。“地下长城”则是指宋辽边关古地道，据说是由杨延昭牵头策划修建的。据明嘉靖《霸州志》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古地道连接雄州与霸州，长约35公里。这些地道既可用于驻军防御，也可用来传递联络，而且还可以利用声学原理探知敌情。

　　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南征，长驱直入，连续击败宋军，攻陷瓦桥关、定州，直逼北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剑指都城东京（开封）。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在交战中，双方互有优劣，最后决定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两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但是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依然存在。在金末元初蒙古兵南犯河北时，发现“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可见当时雄安的塘泺体系（即白洋淀水上长城）还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北伐中原，元帝弃大都北逃。明军占领了长城沿线，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再必要。洪武七年（1374），降雄州为雄县，标志其战略地位的终结。

　　宋辽的榷场贸易源自澶渊结盟。

　　澶渊之盟前，太平兴国二年至四年（977年-979年），北宋曾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设有榷场，但不到三年时间就因宋太宗北上攻辽而废置。后虽偶有重启，但不久即又废。直到1004年澶渊之盟后，榷场才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