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司马懿

除了运用于战场，谈吐捷对抖机灵也是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方式。科举制度在当时还没有诞生，朝廷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主要是以“名”取士。

这样一来，名望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读书人来说，就显得重要之极。

当时汝南许劭兄弟甚至搞了个著名人物品评，每月初一发表，名为“月旦评”，在江湖中威望极高，地位相当于电视剧里的“琅琊榜”。

可是如何提高自身名望呢？异于常人的行止、振聋发聩的言谈都是重要的加分项。

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就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他曾抱膝长吟，指着几个朋友石广元、徐元直等说：你们当官的话，可以当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

不说比说强，千言万语都已经蕴含在那邪魅狂狷的一笑中了。后来，水镜先生就把这些言谈表现讲给刘备听，认为诸葛亮“其才不可量也”。

可见，口才达人，不仅能在合适的时候发声，也能在最恰当的时候闭嘴。

与此同时，语言还是一种重要的娱乐形式。在那个既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的年代，成本低、参与度高的语言节目，是调剂枯燥生活的绝佳选择。

一次，孙权大会群臣，叫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写了“诸葛子瑜”四个字。子瑜是诸葛瑾的字，诸葛瑾生来脸长，孙权借此嘲笑他。

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立刻起身，在“诸葛子瑜”后面续了“之驴”二字，举座欢笑，孙权还顺势把驴赐给了诸葛恪，于是宫廷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诸葛亮

三、铁嘴是怎么炼成的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三国短短几十年，就涌现出这么多铜齿钢牙的嘴炮，与当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分裂割据、政局动荡的时代，却往往也是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最为活跃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个派别的思想家、哲学家纷纷奔走呼号，争相推出自己的学说。而三国两晋时期，儒术终于脱颖而出，被尊为国教。

如果说春秋战国百家理念不同，各自为政地摆出观点像是进行演讲比赛的话，魏晋名士们秉承共同的儒家理念，更像是在参加有了统一规则和标准的辩论。

例如，当时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是“兴复汉室”。虽然“汉室”早已被打成一个烂摊子，但各个势力却都在奋力表现对汉的忠诚，争相表示自己才是汉的正统传人。

刘备

曹家挟天子被“禅让”取得了皇位，随后刘备以皇家传人的身份继位。两家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吴国则掌握外交主导权，灵活权变，联刘联曹，左右逢源。

虽然都是假正统，然而讽刺的是，“到底谁最正统？”这个问题成为三国的争论焦点，也每每有大神拿这个做文章怼人。

吴国铁嘴郑泉出使益州，刘备问：“吴王为什么不回复我写给他的信？是觉得我称王益州名不正言不顺吗？”

郑泉说：“曹操父子把自己凌驾于汉朝之上，终有一天要篡夺皇位。殿下贵为皇族，有责任保卫汉室。现在殿下不是亲自拿起武器讨伐曹操，而是急于自封为王，不符合天下人对殿下的期望。所以我的主公没有回信。”

刘备：这……

把刘备搞得十分羞愧。

另一方面，儒术虽然被独尊，但还未能达到独霸思想界的地位。当时儒家经典已全部被秦始皇焚烧殆尽，只好召集国内儒者凭借记忆重新记录成书。

再加上后来在孔子故居夹墙里发现的秦以前的文本，分为“今文”与“古文”，由各个学派不断研究争论，后经郑玄传承发展，学科体系还比较稚嫩。

太极

后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汉帝国权威受到动摇，儒教的国教地位受到冲击，许多人的注意力又重新转向诸子百家多种多样的世界。

就这样，融合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哲学思辨的“玄学”流行起来了。一时间，就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清谈”蔚然成风。

“清谈”所讨论的，都是一些“有趣而无用”的跳脱现实的问题，像是“圣人有没有喜怒哀乐”“有兄弟好不好”之类。对谈时不仅要求论点高明，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特别是那些能让对方理屈词穷的一发击中的反论。

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

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

可见：怼死人的铁嘴功在当时有极为成熟的技术支撑。

更何况，当时社会风气尊崇名士，谈吐粗鲁、不懂得念书修习是会被人瞧不起的。一天张飞拜访名士刘巴，可是刘巴一句话都不跟张飞讲，张飞很生气。

诸葛亮听说了这件事就劝刘巴道：张飞虽是个武人，但很敬慕足下，你就就屈就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能如何呢？刘巴却回答：我跟他一介武夫有什么好说的？坚决不搭理张飞。可见当时铁嘴功的鄙视链：有文化的鄙视没文化的。

而吴国的名将吕蒙，就知道发奋读书。后来鲁肃发现吕蒙进步神速、谈吐不凡，大为吃惊，拍着吕蒙的肩膀赞赏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吕蒙挺起胸膛，骄傲地回答：“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

勤奋使人进步，多读书、多练习，你也能成长为内外兼修、巧舌如簧的铁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