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道还是那么难走，尤其是在雨后，我把车停在村口，有些踯躅起来：虽然我16岁插队，在这儿呆了4年，但离开这儿也20年了，如今1995年了，世事人情变幻无常，乡亲们还能认的我么？我吩咐司机：“行李先别搬下来，待我到村里转转，若人家还记得我呢，我便在这里留几天，否则，咱们就马上打道回府。”
小山村多了些新房子，却空荡荡的没人住，显得很宁静。道旁有个老人家在编竹器，我走向前去，却认出是当年的生产队长张宜金。那时，他正30来岁，每日站在岗上一声长啸，“干——了——！”比洪钟还响亮，散落在方圆二三里地的社员立刻荷锄而出，真是威风八面！如今他才50来岁，怎么这样显老？
我大声说：“队长，你还认得到我吗？”
他眯缝起眼睛端详半天，摇摇头，有些尴尬地说：“唉，唉，认不到喽哎！”
我有些失落，再继续努力：“1971年，两个知青，耿建新和三郎？”
他眼光突然亮了起来，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说：“哎呀，哎呀，你是三郎啊！你咋个回来了？”然后他又向身后喊：“哎，三郎回来了！那个知青三郎回来了！”
村里30岁以上的都认识我，他们那时候叫我叔叔，现在他们十几岁的孩子都叫我爷爷，一时好不热闹，现在我正而八经的成了“老辈子”了。我告诉司机，把行李拿下来，车子回城去吧，三天后再来接我。
队长一家都对我很好，后来我干脆就不单独开伙了，把口粮搬到他家搭伙。张妈妈如母亲一样关心我，队长家聪嫂像大姐姐一样护着我，生怕我被人欺负。
既然回乡下来，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什么粗食啊，脏乱啊，甚至想再去井边挑几担水来。但是，我却看到白瓷砖贴的灶台和如自来水般的小水泵，人家自己都不吃苦了。
听说我回来了，乡亲们家家叫我去吃饭，轮不上的还不大高兴。我做记者许多年，天南海北的到处跑，白吃白喝也不少，但都没有这样说着熟悉的乡音，陪着熟悉的乡亲们喝酒这样痛快！
有个周大嫂，非要拉我先到她家去，还把女儿“清兰”特意从婆家叫回来陪我说话，当年，“清兰”她和我同岁，干活的好伙伴，却早早嫁了。
她丈夫是“四类分子”，解放前的大学生，周嫂子说我仁义，从来不找他们家的麻烦。
当时，知青好多事儿，往往故意找茬和人过不去。我见他是个读书人出身，肚里有些学问，便常常与他聊些古今变故，还挺能谈的来，因此存了些敬意。但决没有主动照顾的举动，说我“仁义”，实在是高抬我了。
唉，人在卑微忍辱之际，我以常人之礼待之，彼等就心怀感激了，难得他的遗孀弱女至今还不能忘怀。
村里没有了旧日的热闹，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尽是妇孺老弱留守。
聪嫂说，本村后生们都很有出息，多半都在成都闯荡。混的最好的就属“建洪”了，他是四川最早南下广东的打工仔，长了见识回来之后，做生意，办企业，很快成为本乡首富。村里几间新建的大房子就是他的，但他又把全家老少带到成都去了，大房子里空无一人。
提起“建洪”，我就想着他小时侯的模样儿，瘦骨伶仃的，非要耍赖在我床上睡觉。我见他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亦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夜夜给他讲故事，他听的津津有味，却不时尿湿我的被褥。四川冬日见不着太阳，褥子总也晾不干，每天睡觉只能闪着半边身子——这个臭小子，现在倒有出息了！
聪嫂的大孩子“春儿”也挺有出息，他是本乡第一个考上四川大学的，毕业分到了西南核物理研究所。聪嫂说，你该到成都看看后生们，他们见到三郎叔叔一定很高兴。我答应了，因为我要到成都转飞厦门，正好顺路。
第二天，聪嫂又陪我去看了住在“黄家场”的罗主任。罗主任是公社妇女主任，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对我非常垂青，很是关心呵护，参军时又对我大力支持，多有关照。罗主任很高兴，非得让我吃了晚饭才让走。现在她也退休了。
聪嫂大喜，自己先坐大巴到成都去安排接待我。从前，聪嫂连县城都没去过，我邀她去我家，她连公共浴池都不敢进。我母亲说，都是女的怕什么？她说那么多人怎么好意思？没想到20多年后，她上成都像玩儿似的，抬腿就走。
“建洪”最近刚刚遭了大祸，他投资三百万在成都荷花池附近开了个印染厂，却被一场大火烧了个干净，还连累母亲姐姐都烧伤毁容。好在他算有远见，保了险，使他的小厂能够浴火重生。
建洪在成都见到我，他高兴的什么似的，把老婆孩子撵出去，还让我陪他讲故事，还要睡我床上，只是现在不尿床了。他从床底下拖出一箱五粮液，就这样，你一瓶我一瓶的喝了个昏天黑地，害的我误了一班飞机，到了泉州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天，被领导狠狠的批了一顿。
又过了十来年，我走长征路再经成都，“建洪”的企业已经搬到德阳开发区，资产也有好几亿了。“春儿”也下了海，一个小公司也蓬蓬勃勃的发展着。
聪嫂和队长在长途汽车站冒着大雨来接我，她还是那样热情，嘴里嚷嚷着：“快去看看娃儿他们吧，他们比以前更德行了呢！”其实，我比建洪他们只大七八岁，但人家尊我为“老辈子”，我也得装出样儿来，于是，豪迈地说：“要的，喊他们准备起酒，老辈子来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