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峰险些与大学擦肩而过。
如果没有14岁那年的“自作主张”，他或许会在中考后进入一所上海的中专学校，开启一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1969年6月，杜江峰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3年，初中毕业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抉择。彼时，中专是更热门的选择。父母希望他能读中专，然而，在杜江峰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又纯粹的愿望——上大学。为了能到大学看一看，他没有遵循父母的安排，而是直接修改了自己的升学志愿，顺利考入江苏省天一中学继续完成学业。
活泼向上又不失严谨的老师，创新的天一中学少年班授课模式……在天一中学，杜江峰收获了快乐的高中生活，并且提前拿到了大学的“入场券”。
1985年春，一份手抄的试卷、一场事前不知道目的的考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那一年，年仅16岁的杜江峰顺利通过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少年班招生的笔试和面试，被直接保送至中国科大少年班。
在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杜江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国际上率先使用动力学解耦技术提升真实噪声环境下固态电子自旋量子相干时间三个数量级，朝实现量子计算等应用迈出重要的一步；首次在室温大气环境下获取单个蛋白质分子的顺磁共振谱及动力学性质，被《科学》杂志评价为“通往活体细胞中单蛋白分子实时成像的重要里程碑”；研制成功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单自旋脉冲磁共振谱仪……
毕业后，杜江峰主要从事量子物理及其应用的实验研究，并在量子物理实验技术和先进仪器装备研制，以及在量子物理应用于精密测量科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2015年，杜江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回忆年少时光，杜江峰从不回避谈论读书的苦，也发自内心地享受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快乐。在他看来，学习、研究的过程就像在完成一种挑战，既是挑战自我，也是挑战这些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 受访者供图
谈求学：14岁时自己修改中考志愿
新京报：小时候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杜江峰：小学时我跳了级，只读了4年。我父亲当时是一名小学校长，工作变动比较频繁，因此我小学阶段先后上了5所不同的学校，短的只待了2个月，长的也就1年。每次换到新的学校，就在教室里给我添张桌子。虽然频繁转学，但我的成绩特别好，尤其是数学，我记得上二年级时我就参加了五年级的数学竞赛。有时候，我没事做就到其他年级的教室听课，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很多新知识。
1983年，我初中毕业，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那时中专的录取分数比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高，我的成绩还可以，所以父母希望我能够报中专，在填志愿时他们替我选了一个上海的中专学校。
当时我只知道上了中专就不能上大学，而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读大学。那年我14岁，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直接修改了中考志愿，选择报考高中。当年，江苏省天一中学是我所在的片区里唯一能报考的知名中学，我就选了它。
新京报：高中生活是什么样的？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杜江峰：天一中学是一所住宿学校，学校离我的家比较远，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对我来说，第一次独立生活的经历非常值得怀念，我需要学会生活自理，也要适应集体生活，和同学们一起上早课、晚自习。
当时天一中学办学条件比较成熟，师资力量很好，既有活泼向上的年轻老师，又有教学态度严谨的老教师。其中有些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天一中学很早便成立了少年班，挑选年龄合适、成绩优秀的学生因材施教，并且为中国科大少年班输送了不少人才。1984年春，天一中学少年班在校内招生。当时我特别贪玩，没有去参加招生的会议，最终没能上少年班。好在1984年年底，少年班又再次招生，我在测试中考了第一名，获得了少年班候补队员的身份。
少年班的授课模式很特别，学生不需要待在固定的班级里听课，而是可以跨年级上课，例如高二的学生可以选听高三的课程。少年班的教学方式也比较创新，和一周几节课的碎片化教学不同，少年班会将一个课程在较短的时间内教授完毕。这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学科的整体理解，培养学生快速抓住知识要点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尝试。
杜江峰在天一中学读书时期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谈保送：差点错过中国科大少年班招生考试
新京报：就读天一中学少年班时，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杜江峰：1985年3月，我读高二，老师让我去参加考试。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招生考试，甚至因为我报名太晚，考试时已没有试卷，只能由老师手抄了一份。
我记得这次考试下午两点开始，结果我睡过了头，两点半才出门。当时学校宿舍管理很严格，超过上课时间宿舍大门就锁了，为了参加考试，我只能从宿舍二楼的窗户爬出来，脚踩在宿舍一楼的挡雨棚上，从那跳了下去。
那次考试的改卷很有意思，老师当着我们的面批改，然后询问我们解题的思路和想法。考卷里有两道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道是填空题，和排列组合有关，老师扣了我6分。我和老师讨论说这道题他扣错了，因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他问了我书上的表述，还让我把自己借的高三教材拿过来，看了教材后他和我解释说教材上的概念不太严谨，但既然书上这么讲，这道题就不算我做错。
还有是最后一道18分的大题，我当时要了两张A3规格的大草稿纸，写下我的计算过程。改卷的老师很疑惑，他觉得题目很简单，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内容。之后他突然反应过来，问我是不是那个迟到的孩子，得到我的肯定回复后他特别高兴。后来我才知道，考试前老师将这道题用到的微积分公式写在了黑板上，后又将它擦去，我因为迟到没能看到，只能自己先推算出公式，最后结论也是正确的，顺利拿到了这18分。
新京报：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被保送的消息？当时是什么感受？
杜江峰：1985年4月，我得知自己被保送到中国科大。我记得当时作为班长的我正在和班委们开展班会活动。活动结束时，老师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杜江峰被中国科大少年班录取了。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我脑袋发蒙，因为那次考试考完后我就忘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保送考试。
那年的5月到9月开学前，我就痛痛快快地玩。那时，班主任还天天盯着我，让我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活很幸福，基本上一路玩过来，也没有经历过题海战术和高考。
谈大学：日程规划精确到分钟
新京报：进入大学后为何选择了近代物理系？
杜江峰：1985年我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后即转入近代物理系学习。近代物理系是我自己选的，当时觉得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很“高大上”，也属于比较高深的领域，再加上这是中国科大比较强的院系，所以选择了它。
新京报：你记忆中的大学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杜江峰：在进入中国科大前，我没有什么压力，失眠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以说是哼着小曲进的大学。刚入学时心情很激动，但剩下的就是痛苦了。一方面是因为之前4个月我玩得有点狠，另一方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水平不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记得1985年，有多名省状元进入中国科大，他们学的内容更多，和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从小养成的自学能力。
进入大学后第一个坎就是化学必修课。因为我高中化学基本没有上过，只能找人给我寄高中的化学课本，然后再自学。
现在回想起来，大一、大二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读书最苦的时候。当时付出了很多，但成绩未必理想。最难的时候，我也想过不读了，想着这辈子再也不学习了。
新京报：面对这样的困境，当时是如何克服的？
杜江峰：当时身边的同学学习很认真，我们有句话叫“不要命的上中国科大”，而且学校的学风非常好，后来我渐渐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觉得在中国科大读书还是最好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的老师们教学很认真，学生也很认真。那个年代可供选择的娱乐不多，大家都比较单纯，学习也很纯粹。
前几天，我搬家的时候翻到当时大学的一本日记本，那时我的日程规划都精确到分钟，比如早上5时55分起床，晚上12时睡觉。
越往后我越发现，虽然研究、读书很苦，但乐在其中，我是发自内心地享受读书的过程。本质上，学习研究的过程就像在完成一种挑战，既是挑战自我，也是挑战这些难题，做久了会上瘾。
2000年，杜江峰博士毕业。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毕业后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杜江峰：20世纪90年代末，量子计算在国际上开始热起来，我应该属于国内最早从事量子计算研究的那一批人。
2002年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快报》的一项关于量子博弈的实验研究成果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早期的实验很难，当时我们实验室做的是原子核自旋的量子计算，那时全世界做这个实验的可能只有几个组。
《物理评论快报》在物理专业领域中是最好的杂志之一，这项研究也是国内量子计算实验研究工作首次在该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审稿意见认为该工作“是首次在实验上实现量子博弈”，“该文的工作既新又有意义”。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发表之后，《自然》杂志、美国物理学会、欧洲物理学会等国外主流的学术媒体都做了报道。
而后，我们在基于自旋的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宽。2009年完成的保护自旋量子相干动力学解耦实验、2015年完成的单分子磁共振实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量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和《科学》发表之后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杜江峰指导学生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对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何寄语？
杜江峰：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祝愿考生们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让自己的高中生活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也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杜江峰对高考学生的寄语。 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杜江峰，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969年6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5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于近代物理系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