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大学本科学的是城镇规划专业，大学毕业后一直长期在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对提高城市绿地率是比较热衷的。因为城市绿化覆盖率和城市绿地率作为基本地理国情信息，已成为考核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将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用于城市规划、城市绿地建设和管理水平的评价体系中。例如《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要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6％，建成区绿地率≥3l％。因此，中国各级城市及相关建设部门把城市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统计工作视为“必修课”。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走遍了祖国东部沿海的福建浙江上海江苏、中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西部地区的云贵川和陕甘宁，以及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发现我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积极争创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都在大力提升城市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城市绿地率超高。
图一：我国城市绿地率超过30%的31座建制城市排名
曾经城镇规划君工作地的县委*说：“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老百姓一定会骂；但大力实施城市绿化，老百姓一定拥护，永远不会错”。当时陪同调研的城镇规划君听后备受鼓舞，觉得领导讲的话的确很有道理。看一看国内很多城市绿化率超高就是最好的证明，老百姓的确十分拥护。很多城市建成区面积超大，但楼却没有几栋，街上行人没有几个，满城绿意浓浓，公园、游园、绿带、绿廊遍布。而这些城市绿地绝大多数都是曾经的长期稳定耕地，因为我们的城市在最初选址时，都选择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平原、盆地和谷地建设城市，城市周边分布的基本都是稳定耕地。随着城市的“摊大饼”扩张，用于城市建设的用地必然就是这些稳定耕地，甚至很多就是永久基本农田。如果我们的城市绿地率高，那么城市扩张的建设用地必然就是稳定耕地。用城镇规划君的父母的话说：“这些公园如果都是耕地，种上粮食，那够多少万人吃啊”。
但是2019年全国机构改革将国土资源部门与城市规划部门整合成自然资源部门（直辖市和副省级市通常是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级市一般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省则是自然资源厅，县基本是自然资源局），城镇规划君开始深入学习耕地保护、土地开发利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知识，且成为了用途管制工作的实践者后，才明白当初热衷于城市高绿地率的想法实在是太过幼稚。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首要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保证14亿（乃至未来人口高峰时约16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我国历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障。任何建设包括绿化建设都不能以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由于长期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我国14多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而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还需要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保护耕地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将日趋尖锐。这个关键时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每一名自然资源人乃至每一名中国人的职责使命。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需要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任何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绿化建设、生态建设都必须排在保护耕地的后面考虑。国土空间规划的三条控制线的顺序也应该是永久基本农田排第一，生态保护红线排第二，城镇开发边界排最后。
图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并非越高越好
然而，我们很多城市的主要领导和城市建设管理者，对耕地保护这一块“螺丝还没有拧紧”，还在热衷于追求高绿地率。那么，我就想问一问：中国城市对高绿地率的追求的政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这可能是大家拍脑袋，我要超过你、你要超过我，最后攀比出来的，导致各个城市的绿地率越来越高。
有人叫我不要动不动就批评城市建成区的高绿地率，他说你看新加坡的绿地率多高，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们之所以追求高绿地率，可能是一直在拿新加坡作对照。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的院长说，中国人总喜欢拿新加坡说事，说新加坡是花园城市，是一个高绿地率的城市，然而这是不对的，新加坡的高绿地率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城市，把所有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全部算进来，这样新加坡的城市绿地率达到40%以上。但城市绿地率是指城市建成区，不能这样算；而如果要按建成区来算，新加坡根本不是高绿地率的城市，新加坡很多殖民地时期的城市街道根本没有绿地，即便是绿地率特别高的、超过20%的豪宅，现在基本上被外国人买光了，新加坡综合绿地率大概20%多，而新城区的建成区的绿地率大概就在10%左右，这根本不是中国所追求的高绿地率。
图三：新加坡真实的城市绿地率并不高
为什么森林公园、郊野公园不算绿地呢？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的院长说，这些绿地只要通过法定手续，都可以变成建设用地，而这些建设用地里面的绿地才算城市绿地。举个例子，有一年新加坡刮了一场强台风，砸死两个人，一个在城区居住小区被树枝砸死，另一个在郊野公园被砸死，都是凤凰木掉下来砸死人。事情发生后，政府委托他们学院对那棵在城市中砸死人的树做风洞实验，风洞实验结果是这棵树周围的建筑对树枝的落点产生了影响，这些建筑的存在要对这个人的死负责任，所以政府给他赔偿了120万新元；而给郊野公园被砸死的那个人只赔偿了5万新元的丧葬补偿费，因为郊野强风属于自然不可抗力，所以这个人在不恰当的时间去了一个不恰当的地方，他只能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样看来，我们城市建成区追求高绿地率其实是没有来源的，是大家一路攀比出来的。回到我们的城市，正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方面追求高绿地率，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不可能把城市建设强度降下来，所以中国城市出现非常糟糕的建筑形态，宽马路、高绿地率、高容积率、低建筑密度，让城市人的生活变得非常不方便。尽管城市有这么高的绿地率，而在绝大多数城市，要找一条畅快的步行道几乎不可能，许多城市里1.5米宽的人行道一定要种一棵行道树，而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牵手走，要么被分开，要么必须搂得紧一点。我们应该去改变，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自然生态和城市规划工作者，一直在反对的，即城市建成区一定不要追求过高的绿地率。
城市高绿地率不是生态，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城市建设，是把真山真水的真生态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然后用高昂的成本变成城市绿地，而人却没有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是人作为城市中最重要的生物，人的舒适、健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生态，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反对城市的高绿地率。另外，重庆一位老园林局局长，曾给我留言，对我的这一观点大加赞赏。不仅如此，高绿地率还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臭氧污染。这是为什么呢？
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混合在一起，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会变成臭氧。过去无车运动或者反机动车运动，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交通堵塞造成社会成本增加、生活品质下降；第二个原因就是臭氧污染，全球在洛杉矶、哥本哈根、伦敦、巴黎等地都发生过非常严重的臭氧污染事件，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都有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开的汽车最低的尾气排放标准，已经是欧三或者国三标准，发动机通过提高燃烧温度，达1200度以上（即所谓电喷发动机），排放出来的汽车尾气里的碳氢化合物已经微乎其微，也就说汽油已经充分燃烧了。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了不充分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就不应该产生臭氧，而实际上，中国东部沿海城市，随着过去几年PM2.5治理见成效（由于PM2.5可以阻挡紫外线），沿海城市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即紫外线增加，紧接着臭氧污染就来了。臭氧形成所需要的碳氢化合物从哪里来呢？由于汽车尾气排放量已经不足以形成臭氧污染，所以要解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臭氧污染，必须找到碳氢化合物的来源，而罪魁祸首就是植物。我们闻到的植物的芳
香味道，尤其是在晚上，植物呼吸过程中，会向空气中释放大量的低分子有机化合物，这些低分子有机化合物替代了原来汽车尾气里的碳氢化合物，变成臭氧污染的来源；还有一个问题，为了让汽油充分燃烧，发动机气温升高，导致的一个不良因素是，汽车发动机尾气里的氮氧化合物比过去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东部沿海地区现在会面临新的臭氧污染。在此也告诉学风景园林的同学，在做植物配置时，要尽量避免用竹子、豆科紫荆类以及松柏类植物，目前知道，这三类植物呼吸释放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对臭氧形成的贡献是最大的。
最后，城镇规划君想与大家一起重新温习一遍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情况的新闻通稿，我们就能明白不要追求城市高绿地率的原因：“要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规划，因地制宜，统筹生态建设。要坚持节约集约，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要继续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完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系。要强化土地使用标准和节约集约用地评价，大力推广节地模式。要加强调查成果共享应用，在此基础上做好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并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要深入开展资源国情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资源节约利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