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东北“易帜”,不能不立刻想到张学良。张学良,字汉卿,人称少帅,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从19岁起就随其父驰骋疆场,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和军团长等职。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他强忍悲愤秘密潜回奉天主持大局。7月4日,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基本实现了东北政权的平稳过渡。但日本的虎视眈眈使东北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东北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张学良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在卖国、分裂还是“易帜”、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张学良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呢?
早在讲武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就初步树立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在随父征战过程中,军阀混战造成的国家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乱象,使他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战争中,张学良感佩于蒋介石“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口号而极力主张奉军罢兵息争,退回关外,加强国防,防止日本侵略。同时,他经年在父亲身边工作,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骄横跋扈,过够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日子,也极力反对父亲对侵略者的迁就和让步。父亲被暗*后,他更是背负国恨家仇的双重责任。
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之初,“北伐军”已打到滦河,隔河与奉军对峙。因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而不再进攻东北,所以,只能采取其他手段争取张学良“易帜”归附南京。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也认识到,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报国恨家仇,因而准备接受蒋介石的“易帜”要求。张学良的“易帜”能够顺利实现吗?
先说日本的阻挠。日本炸死张作霖后,占领东北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其独霸东北的既定方针没有改变,因而极力反对东北“易帜”。它企图逼迫张学良充当受其控制的东北王,进而独占东北。面对这种形势,张学良把*父之仇藏于心底,采取灵活、谨慎、稳妥的对策与日本周旋。待局势相对稳定后,张学良于7月10日派代表与南京政府接洽,商定于1928年7月21日实行“易帜”。日本闻讯后粗暴地威胁张学良,为稳妥起见张学良只好暂缓“易帜”。
南京政府对日本的无理干涉提出严正抗议,并派方本仁为代表与张学良再商“易帜”事宜。但田中内阁对南京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决心干涉到底,并派前任驻华公使、“中国通”林权助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到东北与张学良当面交涉。林权助到奉天后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的既得利益和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劝贵总司令,暂时还是观望形势较为妥当。假如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尽可以采用武力弹压。张学良毫不示弱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我之所以要“易帜”,是完成中国的统一、实现东三省人民的愿望。以我个人的资格,我可以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但就国际关系而言,我想日本政府绝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林权助则说,所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张学良说:我的决心,也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但为了避免济南惨案那样的祸端发生,张学良权衡再三并与南京政府代表协商后,决定暂缓“易帜”,林权助总算心满意足地回国复命去了。
日本的无理干涉,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它们不能容忍日本独霸东北,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支持中国统一。而日本国内也发生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田中内阁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除日本的阻挠外,张学良的“易帜”还受到奉系内部实力派人物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破坏。张作霖死后,杨、常二人通过网罗党羽、排斥异己、安置亲信等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部分军权、财权,并以此为资本,企图取代张学良。为此,他们不但与桂系白崇禧密谋破坏东北“易帜”,还与日本暗中往来,企图凭借日本的势力掌控东北,但终究没能得逞。
张学良冲破日本的阻挠和杨宇霆派的破坏,待时机成熟后,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他发表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改奉天省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