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作者李亚。安徽亳州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供职于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出版有小说集《幸福的万花球》《亚丁湾的午后时光》，长篇小说《流芳记》等。
《花好月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红网时刻记者 蔡娟 通讯员 刘峰颖 长沙报道
在中国的军旅文学领域，“70后”作家李亚一直颇受关注。还原真实、承载意义，是他对创作的追求。
从小说集《幸福的万花球》《亚丁湾的午后时光》到长篇小说《金色大雨》《流芳记》，尽管题材各异，却始终能感受到李亚对“纯文学”的坚守。小说《花好月圆》在2017年第三期《当代》刊出后，反响很大，被评为当代拉力赛第三站冠军小说。这部小说以颠覆性的叙事语言打破常规小说叙事，令读者耳目一新。
《花好月圆》由湖南文艺社出版，篇幅达56万字，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主要讲述的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故事。众所周知，这个时段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为波云诡谲的时期，这段历史是众多作家创作素材的重要源泉，诞生了很多优秀作品。《花好月圆》借用口述史的模式，通过一个乡村青少年的曲折成长经历，反映岁月交叠时代更替风云变幻之际不同的世间气象，揭示了一个人抑或一群人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命运和心灵的变化过程。
在当下的文学领域里，类似大部头的“历史小说”似乎不再“显贵”， 李亚写这样厚厚的一本小说，倾注了怎样的决心和恒心？作为读者，该如何蹚过作者用文字构筑的历史沧桑之河，身临其境进入到作品的时代环境，并感受其中描绘的人和事？近日，《花好月圆》作者李亚与时刻新闻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在历史的缝隙间游走，编织故事，说不定我编的这故事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红网时刻新闻：在《花好月圆》里，从李庄到亳州，再到上海滩；从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官邸到新四军部队，再到延安，最后再到解放上海，小说中这些时空背景的转变与历史场景的设置，都与故事的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变化紧密相连，而且恰如其分，让人阅读时宛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自然而然，读者会以为主人公李娃所经历的一切，跟作者的人生经历一定有不少关联的。请问，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是否有你或者他人的真实经历？
李亚：我记不得哪位大作家说的了，他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传，或是心灵历程，或是命运经历。但是，我必须说实话，小说中李娃所经历的一切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完全是不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至多是在命运或者宿命的气息上有些相通，比如一场人生经历之后的感悟与慨叹。
李娃这个小说人物的经历，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真实经历。我读过不少人物传记，把许多人的经历筛选一番，把用得着的都放在李娃这个人物身上了，当然也经过一些文学手法来演绎了一下。这个是文学常识吧。好像鲁迅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话，南方人的手脚，北方人的嘴脸。大概是这个意思。
红网时刻新闻：关于这部作品，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李亚：写这个小说是2014年下半年诞生的念头。当时就是想写一个人在时间变化中或者是在历史变化中的命运遭际。这个念头先是在脑海里徘徊，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牢固，而且经常让我处于亢奋状态，好像关心家人一样开始关心这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这种状态对于写作者来说很重要，它让我坚定了写这个人物经历与命运的信念。于是，马上开始了案头工作。
首先就是准备与这个人物命运遭际相关的历史资料。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滩的资料，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又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甚至当时的穿着、饮食、娱乐、街道走向、建筑风格、交通工具、说话腔调，等等吧，凡是我觉得在小说中可能用到的，都买来看了。是的，我不喜欢上网查资料，也不习惯到图书馆，要用就自己买书，我觉得这样比较牢靠。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一旦完成了，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有它独立的法则与循环规律。我就是想通过环境的真实、具体而微小的物件真实和特定情境下的细节真实，来营造整体氛围的真实，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我所塑造的整个小说世界也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做到没有，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当然，也有很多资料很好，遗憾没能用上。
红网时刻新闻：在小说中，我也看到你笔下旧上海滩的景象和人物众生相都是十分逼真的，就像电影画面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车夫奔跑的身影，能听到老汽车的鸣笛，甚至能闻到咖啡的苦味。包括小说后面所写到的，长官官邸的日常生活，甚至也巧妙地触及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以及新四军当时的生存状况和战斗生活，这些史料的精巧运用，近似于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小说的严谨性。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来构建小说的框架，这也是很多小说家所采用的一种创作方法。从《花好月圆》中也可以看出你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李亚：是的。以历史事件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作为小说的素材，这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常态。以历史题材写出好作品的大作家也是枚不胜举的，不管是大仲马还是司各特，不管福楼拜还是显克微支，包括巴尔扎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真实历史的影子。就是现代派作家也是如此，比如略萨，比如那个博尔赫斯，还有杰出的格拉斯和拉什迪，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有着鲜明的历史痕迹。
说实话，自从2014年下半年决定要写这本书，我几乎天天买资料书，天天看历史资料，整整看了一年半时间，看了大约有七八百本吧，有时候一天翻看好几本，有时候好几天看一本，也做了好几本笔记。后来小说写好了，这些资料除了几本很难觅到的之外，全部卖给中国书店了，亏本是肯定的，但这些资料使我受益匪浅，甚至校正了我的部分历史观。
最重要的是，小说中有很多故事情节在原本的设想中是没有的，都是在看这些历史资料时突然被其中的某一片段激发出来了。就像看许多有趣的书一样，我在看这些历史资料有时候会有很多遐想。我觉得在历史的缝隙间游走，编织故事，说不定我编的这故事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愿望和猜想。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史料不等于小说，但是，好像是大仲马说的，历史只是一颗钉子，我用来挂我的小说。当然，用史料写小说，不仅要让小说在方方面面都散发出那个历史时期的味道，还得使之散发出当下气息和现代意味。
“莫言说长篇小说首先就是要泥沙俱下，就是要长一些”
红网时刻新闻：《花好月圆》的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尽管你在处理这段历史素材的方法上迥异于其他作品，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但这么厚的一本小说，你有没有顾虑到当下读者的阅读耐性？或者说，在当下的文学领域里，类似大部头的“历史小说”似乎不再“显贵”， 你写这样厚厚的一本小说，当然需要相当的决心和恒心，但是，你是否考虑过读者有没有决心和时间读完它？
李亚：不管是在当前的阅读习惯下，还是在当前的文学领域里，我都不觉得这本书有多么厚。莫言好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长篇小说”的文章，他说长篇小说首先就是要泥沙俱下，就是要长一些。我这本《花好月圆》不过56万字，与一些网络长篇小说相比，只能算是个中短篇吧。其实，好的长篇小说并不在乎它的篇幅长，怕的是它像旧时代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优秀的长河小说也有很多，比如《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多夫》《追忆似水年华》、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迈哈福兹的《向往宫》三部曲，等等等等，都在百万字以上；包括我们的四大名著，最短的《三国演义》还有70多万字呢。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拿自己的这本书和那些名著相提并论。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创作上，我从来就没有攀龙附凤的习惯和*。我的意思是说，一部好的长篇，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故事情节上，无论是从人物塑造上，还是文学意味上，等等吧，总之来说，一定要有过硬的质地来匹配它的篇幅，否则这部长篇就撑不起来，就不饱满。同样，如果没有过硬的质地，作者再有才华，再有文学技巧，再有决心和恒心，也写不了这么长的篇幅，更别想让读者能有兴趣、肯花时间看完它了。
再者，你说这段历史也是众多作家创作素材的重要源泉，也诞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写作者来说，都不算是致命的问题。就像那句话，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样，让一百个作家来写同一个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可以写出一百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对于好作家来说，没有陈旧的题材，只有陈旧的眼光和陈旧的思维，以及陈旧的叙述方式和了无新意的叙事腔调。解决了这些问题，无论什么样的素材，都可以讲出好故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作家，反正我写这本书时，一直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但愿我克服了这些难度吧。
红网时刻新闻：我个人觉得，《花好月圆》的叙事方式确实有别于其他长篇小说，“我”就像一个说书者，将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娓娓道来。整部作品，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虽然漫长但十分有趣的讲述过程。你也说了，你选择了一个人讲一个人听的这种叙事方式。在你看来，这种单一的叙事结构，会否引起读者的阅读疲劳？有没有可能对传统的线性叙事产生影响？
李亚：说实话，在写作时没有考虑这些，顾及不到读者的阅读疲劳，根本也想不到结构问题，只是希望能一直拥有充沛的叙事快感，让我顺顺畅畅写完它。你也注意到了，有很多小说都是线性叙事，我这本书是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和慨叹，基本上也算是线性叙事，只是有别于那种传统的线性叙事，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散点叙事。不过，我认为，不管是线性叙事还是非线性叙事，都应当努力使作品具有叙事本身的魅力。有一本非线性叙事的杰作，波兰女作家奥尔嘉·朵卡萩的《收集梦的剪贴本》，故事形似松散，但整部作品甚至字里行间都散发着浓郁的叙事魔力，使这部作品内在的气息十分慎密，到处都有陌生化的优良品质。小说的陌生化是很多作家眼馋的，甚至梦寐以求的，但它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收集梦的剪贴本》这本书的智慧让人眼红，至少让很多小说写作者眼红，反正我是眼红的。必须承认，我写《花好月圆》时，这本书给我不少有益的启迪，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在自己的小说流露出受其影响的丝毫痕迹。
“嬉怒哀乐是人的本性，凄凉与辉煌都是人的宿命”
红网时刻新闻：《花好月圆》中的人物众多，但整部作品读下来，我发现这些人物并没有“英雄”与“小人”之分，这种“众生平等”的读后感，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你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是否刻意削弱了很多文学作品对于“英雄”的塑造？如果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亚：英雄也罢，小人也好，总之，就像好人与坏人一样都是相对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咱们这些普通百姓肯定都希望能够明确地看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英雄谁是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人物脸谱化早已被很多作家厌弃了。文学的基本目的和终极目的都是写人，都是讲人的故事。嬉怒哀乐是人的本性，凄凉与辉煌都是人的宿命，我在小说里塑造人物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只是在逻辑性和合理性上多花费些心思，力争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在小说世界里能够独立生活。也许因为这种写作态度，本着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才会给你一种“众生平等”的读后感。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清楚了没有。
红网时刻新闻：或者我们可以说，《花好月圆》是一场悠然绵长的独白，在这场独白里，我们看到了“近在眼前”的那段历史中的众生相。在“我”独白的过程中，倾听者就是书中的“大侄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心中“读者”的代表？你又如何看待作家在小说中的身份，以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李亚：确确实实，我在写作时，脑海里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听众坐在我面前，必须有。就像有的作家在写作时案子上放一本自己特别喜爱的书一样，这本书命定就是他的“守护神”，他遇到障碍就会叩问这位“守护神”，以获得解决办法。我除了也是这样之外，还需要一个假想中的听众，有了这个说话的对象，而且他还必须要和我交流，我才能平静地讲下去。至于如何看待作家在小说中的身份，以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很多作家都阐述过这些问题了，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什么高见。但我觉得布斯把前边这个问题说的很好了，他的《小说修辞学》被美国大百科全书称之为“二十世纪小说美学的里程碑”，在这本书里，布斯明确彻底地讲清楚了作者在小说中的功能了。至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纳博科夫在他那篇著名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基本上也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了。无论如何，也不管我如何故作高深状，也不管任何人故作言词深奥状，这些问题，谁都没有他们讲得好。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