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914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835万人,减少1157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5%,此次公布的65岁及以上占比为14.2%,意味着我国老龄化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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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老龄化发展情况及对未来经济、养老等领域的影响,潇湘晨报(报料*xxcbbaoliao)分别对话了人口学专家、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姚美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
作为一名统计学出身的学者,姚美雄认为,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为“老龄社会”,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此外,中国已步入严重少子化社会,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新的基本国情,做好实施三孩、鼓励生育的舆论工作非常重要。
研究领域为老龄健康、老龄公共政策的人口学专家陆杰华认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到达14%只是一个百分比的变化,这个变化如何影响经济,还有很多其他中介变量在起作用,要看未来几年老龄化的发展。陆杰华提出,老龄化加快一方面对我们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引发挑战,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再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产生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挑战为机遇。
杨成钢长期从事人口、经济等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他认为,虽然目前我国老龄化属于低龄老人占比较高的情况,但未来十年高龄老人增多,老年照料的劳动力缺口会逐步加大。杨成钢曾提出“影子红利”的观点,认为老年人通过帮助子女进行隔代抚养,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这其实也是一种生产,我们应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缓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潇湘晨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情况看,相较于去年“七普”数据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这一次公布的65岁及以上占比超14%,意味着什么?
姚美雄: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为“老龄化社会”,超14%,为“老龄社会”,超20%,为“超老龄社会”。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预计我国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20%,2050年将超30%。从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这将对中国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陆杰华:意味着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新阶段。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一年后上升到14%,这是老龄化进一步加速的突出特征。按照过去的研究,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的生育率还是呈现相对较低水平的话,2022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会更快。
杨成钢: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严重,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会更严峻。从2022年开始,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1962-1972年)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这个生育高峰持续十年,积累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从今年开始陆续进入60岁,5年以后逐步进入65岁,随着老龄化加速,国家的社保压力也会逐年加大。
潇湘晨报:老龄化进入新阶段,对中国经济会有哪方面的影响?
陆杰华:老龄化加速会不同程度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到达“中度老龄化”只是一个百分比的变化,这个变化如何影响经济,还有很多其他中介变量在起作用。并不是说从13.5%上升到14%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还是要看未来几年老龄化的发展,但影响肯定会存在,而且一定是一个累计滞后和长期的效应。
杨成钢: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老龄化意味着更多的人退出劳动年龄。虽然我国劳动力规模仍然较大,但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一些较高龄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从消费角度看,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意味着更高比例的非生产人口,会引发赡养负担加重的问题。因此,生产人口下降,非生产人口上升,一减一增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目前国家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缓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我曾在《人口学刊》发文提出“影子红利”的观点,老年人通过帮助子女进行隔代抚养,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这其实也是一种生产。
姚美雄:老龄化越严重,经济增速越慢。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202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0.43亿,202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3.4 %、比2011年下降了6.4%。劳动力供给下降势必造成总产出的减少,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并带来劳动成本的上涨。同时,老龄化加速降低消费能力,造成总需求萎缩,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减少社会总储蓄,大幅增加医疗、养老支出,给社会养老带来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产业竞争力下降,制约经济增长。
潇湘晨报:老龄化的加速,在房地产领域和养老问题这两个方面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成钢: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房地产都会构成影响。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老年人的住房需求与年轻人不同,对房地产市场要求不同。有数据显示我国家庭空巢率超50%,不同居住模式也会对房地产产生影响。“人口红利消失后房地产迎来拐点”的观点不一定成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较多、被赡养的老人和被抚养的少儿较少的阶段,现在人口红利到了拐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还是很大,无法说明“房地产迎来拐点”。对养老而言,一方面社保压力变大,养老金规模难以支撑,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解决部分问题;另一方面真正的压力是在老年人的照料上,现在421结构的家庭多,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虽然目前我国老龄化属于低龄老人占比较高的情况,但未来十年高龄老人增多,老年照料的劳动力缺口会逐步加大。
姚美雄:随着老龄化的加速,房地产市场发展将进入拐点,住房将回归居住品属性、消费品属性。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是驱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房地产会产生长期趋势性的影响。青壮年尤其青年是购房的主要推动力量,人口结构的巨变将给房地产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尽管城镇化的推进会对房地产有较强的需求,但这主要是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总的来说,青年人口的大幅减少,对房地产需求就会大大缩小。另外,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已浮出水面。
陆杰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增长,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例就要相应下降,养老金压力也会增大,同时,对经济产业的升级优化也会有一定影响,毕竟经济的创新和活力主要集中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对于养老问题,一方面,过去我们的传统模式是家庭养老,老龄化加快对我们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会引发一些挑战,另一方面,进入65岁的人低龄老人居多,对我们整个制度安排也会提出新需求,比如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再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挑战为机遇。我们家庭结构在变迁,以核心家庭为主,65岁以上老人的生活方式有独居、孤寡和空巢,未来如何去服务这部分老人是很重要的议题。另外,加速度的老龄化对房地产的影响将是中长期的,预计影响在2040年以后将显现。
潇湘晨报:预计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可能达到23-25%的人口比例,这意味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延缓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放开三孩,能否有效缓解中国的老龄化?
杨成钢:十年以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就全部进入老年了,老龄化会更严峻。虽然三胎政策本身的效应得到了一定释放,但占比较小,对整个人口来说作用有限。
姚美雄:意味着我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两个孩子已经足够,所以做好实施三孩、鼓励生育的舆论工作非常重要。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鼓励生育主体依然是二孩,三孩及以上是少数。
陆杰华: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缓解?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保持一定生育水平,但这只是一定程度的缓解,不可能改变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另一方面要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形态,构建新的老龄观。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潇湘晨报:在当前的人口形势下,我们应该出台什么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何吸引年轻人生育?
陆杰华:放开三孩以后,很多地方已经推动立法鼓励生育,比如延长产假和发放生育津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和90后,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他们的痛点去综合施策,而不是简单提出生育友好的政策。除了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也很重要,这些人觉得孩子不一定是他们未来养老的保障,这和老一辈的想法不同。
杨成钢:目前各地都在出台各种促进生育的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促进积极生育的环境。
姚美雄:鼓励、支持生育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应该营造鼓励、关心、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凡是不利于鼓励、支持生育的观念、政策、措施都应给予清理、调整。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繁衍昌盛的需要。国家要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
潇湘晨报:老龄化来了,延迟退休还会远吗?年轻人就业会更难吗?
杨成钢:虽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60岁的老人与过去相比身体状态更好,还有劳动能力,但延迟退休也会影响年轻人就业和国家创新。经济学研究有明确结论,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倒U型曲线:人在壮年时劳动生产率最高,到了四五十岁后,劳动生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可以享受退休,这本身也是劳动者的福利和权利。
陆杰华:按照“十四五”规划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我们提出适当的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这是一个长期的方案,有利于我们人口红利期的延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养老金亏空的现实问题。当然,老年人推迟退休会给新就业人口带来冲突,因此要解决代际之间的平衡,协调就业和延迟退休。
姚美雄: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年轻人就业,但需要指出的是,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知识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兴未艾,国家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高端人才队伍,对于青年劳动力而言,需要具备现代化知识储备,否则将难以适应社会需求。
潇湘晨报记者 蒋紫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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