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8月8日电 题：红色星火的人民力量——大别山走出两支红军队伍的历史启示

新华社记者宋振远、徐海波、孙少龙、王若辰

滚滚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绵延近400公里的大别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驻地所在。红四方面军在此诞生，红二十五军在此重建，红二十八军在这里改编。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有两支源于此地。

这是一块红色的沃土。从1923年冬建立党组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6年间，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红旗不倒。数十万大别山儿女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葵花向阳：孤军长征一心向着党中央

漫漫长征路上，有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后发而先至，最先到达陕北。

更为神奇的是，不同于其他主力部队，这支部队不仅人数不减反增，还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这支部队，就是“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16日，重建于大别山区红安县的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令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历时10个月，辗转9000里，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9月率先到达陕北，成为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

“共产党员跟我来！”血战独树镇的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手持大刀，一马当先，率领部队同国民党军队殊死血战。此一役，红二十五军数百名战士牺牲，这一声呐喊，至今仍振聋发聩。

长征一路高歌猛进，而吴焕先却在一次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难以想象，这群被称为“娃娃军”的年轻战士，是凭借着怎样的精神走上了长征路，又是怎样在一次次战斗中抛洒热血、磨炼成钢……

1935年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但部队缺衣少粮，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亲自给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写了张借条，希望他能借2500块大洋给中央，解决中央红军穿衣吃饭问题。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余钱也不过只有7000块大洋，但徐海东大手一挥，命令只给自己部队留下2000块大洋，其余全给中央送去。红二十五军节衣缩食，挨过了在陕北的第一个冬天。

多年以后，*还一直记得这件事情，称红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河滩上，一座高16米的纪念碑巍巍而立。纪念碑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碑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

1931年11月7日，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

根据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作出两大主力军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正式踏上长征之路。

在漫漫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等主要将领一面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浴血奋战，一面还要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吃草根、嚼皮带、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历经重重困难，肩上的红旗，却一时一刻都没有放下。

党岭山，高5000多米。风雪之中，有的战士被冻僵而失去知觉，有的战士甚至被大风刮到了山涧之中而牺牲。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带人叫醒被冻僵的红军战士，遇到被冻死的，只能含泪就地掩埋。

茫茫雪地之中，一支冻僵了、却直直伸着的胳膊引起了吴先恩的注意。他走上前去，用力掰开这名战士紧紧攥着的拳头，一本党员证和一块银元赫然出现在眼前。

打开党员证，上面写着：“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年2月入党。”

这位红军战士，牺牲之前还在想着党、想着革命、想着交上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正是这种对党的赤胆忠诚，像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一样，指引着红军将士在长征路上前赴后继，接力前行。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任凭白匪再猖狂，烧我房屋抢我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在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上，一首首歌谣至今仍在传唱。

唤起工农：“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这首唱遍红安大街小巷的革命歌谣，就是当年红安儿女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真实写照。

92年前，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首举义旗，向着黄安县城进发，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铳、鱼叉等原始武器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将革命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黄安县城。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创立了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黄安县后来也改名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

在接下来的近30年时间里，大别山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党组织的活动从未间断，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活动从未间断。

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精神，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

在大别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舍子救红军”的英雄故事。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王树声被敌人追*到麻城县西张店村，躲进了老百姓周家姆的家。敌人誓言抓不到王树声就“血洗西张店”。周家姆站出来说：“王树声就藏在我家里。”

周家姆让大儿子王政道换上王树声的衣服，被敌人捆走。王树声脱离了险境，王政道却牺牲了。悲痛欲绝的周家姆又将其他三个儿子相继送进了红军队伍。

几年后，已是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回家探望，扑通跪在了周家姆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干娘，您不只是我的干娘，也是我们红军的干娘啊！有了您这样的娘，我们红军才生生不息，不断壮大啊。”

正因为有无数像周家姆一样的人民的支持，红军才日渐壮大，不断夺取胜利。出发时总兵力只有298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兵力达到3400多人，这还不包括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74师等部队。

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被老百姓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被称为“菩萨兵”。关键时候，人民群众纷纷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给红军、交给共产党。

今年81岁的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开国上将陈再道1987年接受他采访时，深情地讲述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陈再道带领部队准备踏过若尔盖草地时，周边老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告知：“这是死亡之地，踏进一个死一个。”陈再道带领士兵走访周边村庄，问计百姓。

“要弓着腰”“慢慢走”“拉开距离”“带个木棍探路”……老百姓献上一条条“亲身经验”，还自发送来许多竹竿、木棍和干粮。最终，依靠这些“避险妙计”，全团全部通过，没有一例伤亡。

同样得益于老百姓的帮助，陈再道将军治好了不少官兵的伤病，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长征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血浓于水。人民军队，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一路与人民群众结下生死情谊，一路攻坚克难、发展壮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荣和壮烈的远征。

艰苦卓绝：十四万英烈谱写红色史诗

戴雪舫、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克敏、戴华堂……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按姓氏笔画写着密密麻麻的14万个名字，其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兄弟，是父子，是叔侄，甚至是姐妹或母女。

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戴克敏，21岁时参与领导黄麻起义，随后创建了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26岁时为革命牺牲。戴家一门忠烈，全家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仅有戴克敏胞妹戴觉敏幸存。

这样的革命家庭，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还有很多。

有一组数据,令人肃然起敬：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里，曾经每3名红军战士中就有1名是红安人，每牺牲的4名红军英烈中就有1名是红安籍。

有一种精神，让人为之动容。

在大别山区，仅红安县就有14万人参加革命英勇献身，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22552人，而更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英魂融进了红旗，融进了党徽，融进了这片土地永不会磨灭的民族精神里。

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处处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这片红色的大地，由烈士的鲜血染就，由英雄儿女的丹心铸成。

面对黑色的死亡，大别山儿女没有退缩。红旗在这里树起来、扎下根，就不曾倒下。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分散在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伤病员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鄂豫皖根据地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丢，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因为革命，吴焕先的家遭土豪劣绅血洗，幸存下来的母亲和妻子将乞讨来的几十斤大米和十几个鸡蛋送到红军部队后，相继去世。

破家干革命，毁身纾国难。

这些革命先烈，多数未能在父母膝前尽孝，却是千万受压迫求解放的百姓的孝子；他们为革命献出最后一个儿女甚至未及留下子嗣，向着中国光明的未来，以我血荐轩辕，为后世开太平。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姐姐缝了一个布袋，绣上拥护红军四个字，挂在墙上，每日抓米一把，积少成多，预备送给红军吃。”

——这是20世纪30年代，红安县七里坪镇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文中的两段话。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

——这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这首歌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人唱过万人传”。

这些课文和歌谣传唱出了“长征密码”，也道出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密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唯其如此，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