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网络化闲书《中国美女地图》曾经畅销坊间书摊，这本满分厕所读物专门分析比较了各个地方女性的特质、品格、气度、仪态、谈吐等，上海嗲、杭州柔、广州蛮、西安健、哈尔滨韵、苏州娇……有弹有赞，褒贬并举。有人注意到，对于潮汕女人的评价却是一边倒说好话，雅、勤、慧、和，诸如此类，简直是各地女性优点的集大成者。中国男人们无不褒扬潮汕女人的性情，但有学术工作者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得出当今潮汕地区限制女性发展性别机制的结论，即生产方式上“男主外女主内”，文化机制上“重男轻女”，性秩序上“男尊女卑”。要知道，此类学术报告并未实地调研，采样单一，引用的是久未更新的数据。而无论是网络流言坊间八卦，还是异地人的地域偏见刻板印象，都无不在挖苦或同情潮汕女人在本土的“低卑”地位。那，潮汕女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吗？

在三十年代的旧式骑楼下商铺，身着青衣黑裙的年青女子，脸色羞红，细声细气地询问香粉的价格——这是萧乾先生笔下的潮汕女子。

在清涟濯濯的小河边，三五成群的村姑，吱吱喳喳嘻笑着，卷起袖子，露出白玉般的手臂，洗了一桶又一桶的衣服，水珠溅在脸上，梨花带雨、风情无限——这是王杏元先生笔下的潮汕女子。

四月梅雨天，在古旧的小巷，一个窈窕女子脚着木屐，撑一把油纸伞，在蒙蒙雨丝中款款而行——这是秦牧先生笔下的潮汕女子。

在商埠老店的阁楼上，窗牖半闭，突然探出一个女子姣好的面孔，但惊鸿一现，戴着手环的皓腕把窗吱一声关了——这是邓友梅先生笔下的潮汕女子。

在波涛奔涌的海边，狂风撩起一个女子单薄的衣衫，等待丈夫出海归来的妻子已站成一尊雕像——这是郭小东先生笔下的潮汕女子。

潮汕女人小一辈？

奇特的称谓让外界有了“潮汕女人小一辈”的观点，出嫁的女人称丈夫的父亲为“阿公”、母亲为“阿嬷”、兄弟为“阿伯阿叔”、姐妹为“阿姑”，丈夫的伯叔父为“老伯老叔”、姑母为“老姑”……这种人文现象中国古时候就有，《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就称武松为“叔叔”。这种现象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很久以前就改变了，出嫁女对男方亲朋的称呼几乎与丈夫相同，唯潮汕对这种现象的改变速度缓慢。于是来了，有人鞭挞“潮汕女人小一辈”：这种现象说明潮汕地区自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特别严重，这种封建残余至今还在束缚着潮汕妇女的自由。

可是，这样的檄文只观其一不看其二：潮汕男人称妻子的兄弟为“舅”、姐妹为“姨”。总之，妻子的娘家人与妻子同辈的，丈夫要提升一辈来称呼；比妻子大一辈的，丈夫要提升两辈来称呼。以此类推，其“不平等的待遇”与女人在丈夫家的“不平等待遇”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会有夫妻在对方的“阵营”都要降低一辈的现象呢？恭良温俭让的古风遗存，北京人张口闭口一个“您”同属一个道理。

（潮汕竹篮，日常用品，婚嫁娶亲等喜庆日子必备）

另外，“先代子叫”（代替未来的子女称呼亲朋），寓意早生贵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外人不说“小一辈”现象是潮汕地区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反倒升华到潮汕女人“贱”的高度。这样的“贱”是人云亦云的未加思考，以致于延伸到时至2016年的今日，知乎上还存在着“潮汕女人不能与男人同桌进食”、“潮汕女人必须生有一个男孩”、“潮汕女人需帮男人睡前宽衣醒后洗脸”这样白目的内容。这样吧，以后要是还有人问起的话，可以告诉对方至今潮汕女人穿的还是三寸金莲。

潮汕女学与女红

“重男轻女”这一中国乃至亚洲性问题是舆论标记潮汕人最明显的标签，因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实用性考量形成了这样的民风。殊不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潮汕三市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都远低于广东省的数据。在常住人口中，广东全省性别比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82上升为109.00；汕头由101.75下降为100.81，揭阳由105.14下降为104.21，潮州则为103.11。潮汕男女出生的失衡比例在不停的改善，教育观念上的性别偏差同样如此。当然，家庭极其穷困、成绩差到考不上学以及自幼堕落误入歧途等世界性难题，不赘。而女童失学和辍学率高于男童、祭祀殡葬场域对男性的偏好适用于中国任何贫困山区落后村落。

追溯到19世纪末期，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比较剧烈的近代化进程，当时中国妇女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开始从传统向潮流转变，女子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大。作为中国近代化前沿地带的潮汕地区，出现了大量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20世纪初，在女权运动的强烈呼唤中发展为本土自办的女子教育，并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可以说，近现代潮汕女学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潮汕社会的进步，而今天的潮汕女性在各方面权利的享有上亦有了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