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人头攒动的厦门国际邮轮码头。我在排队近一个小时后，终于挤上了前往鼓浪屿的轮渡。

登上船的我是幸运的，因为就在几天前，每天允许上岛的游客人数从6.5万降至5万；而历史上鼓浪屿登岛游客数量的峰值是一天12万——以这个标准计算，有一半以上的游客无缘上岛。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波兰克拉科夫，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进入倒计时。2017年7月2日-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第41次会议将就鼓浪屿“申遗”进行审议并表决。鼓浪屿自2008年起近10年的申遗路，终于要迎来一个最终结果。

我打开五元钱买来的、号称最全的鼓浪屿手绘地图，试图在密集的景点之间寻找关于鼓浪屿“原住民”的蛛丝马迹——他们在这里世代居住，如今隐身于无孔不入的游客与景点之间，据估计约有7000人；而在1985年，这个数字是25000人。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而来：他们在哪里？他们为什么离开？

轮渡上售卖的鼓浪屿手绘地图，上面写着“申遗路上，你我同行”。

“老鼓浪屿”的荣光

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生长在鼓浪屿的人都承认，他们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不同于“厦门人”或“福建人”，他们是“鼓浪屿人”。

鼓浪屿是侨胞之家。仅1920年至1930年间，岛上由归国华侨组织建造的住宅、庄园、别墅就达1200余栋。大批南洋华侨在此居住、生活，投资、建设，逐步建立了完备且先进的社区公共设施，如电话通信、电灯电力、自来水设施等。加之鼓浪屿从1903年起作为公共租界，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企业机构以及大批传教士的入驻，使得这里的现代教育、医疗也走在了时代前列。

仅1.87平方公里的岛上有华侨别墅、庄园等1200余栋。

吴米纳出生于1971年，是世居鼓浪屿的华侨第四代。他的曾外祖父、菲律宾华侨许经权是岛上十大名宅之一“番婆楼”的主人。在吴米纳的记忆中，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人仍维持着早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喝咖啡、弹钢琴、早餐吃黄油夹面包。家底殷实加上海外亲戚的帮助，新潮的事物总是第一时间在家中出现，从克林奶粉、桂格麦片，到摩托车、小电影机、相机、收音机，“家里在1980年代初就买了电视机，那会在鼓浪屿乃至整个厦门都还比较少见。”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电视台播放印度电影《流浪者》，街坊邻居闻声而来，“番婆楼”的大客厅里坐了百八十个人，着实轰动了一把。

吴米纳现在居住的钻石楼，位于重点文物、历史建筑“番婆楼”旁。

像吴米纳这样的华侨子弟，过去岛上有不少。他记得，小时候常听邻居议论，说岛上某个人家的银行存款是全厦门最多的，现在想来大概也没有言过其实。但他强调，鼓浪屿人的认同感，并非一种财富上的优越感，而是发达的现代教育及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形成的印记。

鼓浪屿被誉为“钢琴之岛”。传说岛上“家家户户弹钢琴”，这有些夸张，但许多人家有学习音乐的传统、钢琴密度之高在全国堪称翘楚，这是事实。1990年代当地政府做过调查，岛上有钢琴300多台，居民6000多户，平均每20户人家有一台钢琴；还不包括大提琴、手风琴等等。吴米纳家的钢琴就购置于民国时期，他的母亲小时候弹过，后来他的姐姐弹，在市里的比赛中还获过奖。

在不少鼓浪屿人的回忆中，都提到岛上曾经琴声环绕，走在路上时常能听见居民家中传来的练琴声。岛上走出了殷承宗、周淑安、许斐平、林俊卿等钢琴大家、音乐名人，这里的音乐学校也盛名在外，至今仍有慕名前来求学的外地学生。当地的学者告诉我，这些与过去岛上教会活动盛行有关，唱诗班伴奏催生了钢琴教与学的需求，逐渐形成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