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炉点雪》，原名《痰火点雪》，作者是明代医学家龚居中的著作。其生前曾任职于太医院，一生精研医学，对内、外、儿等科均有所长，生平著作甚多，其中以《红炉点雪》最负盛名。现就其灸法里一些利于当下的略述与下：

历代医家大多都认为，艾灸属火热之法，不宜用于实热证和阴虚内热证。对此，龚居中则不拘前说，提出痨瘵病可用灸法。虽痨瘵系水亏火炽所致，属阴虚内热证，然而龚氏认为，艾灸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指出“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凡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往不宜”，同时运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灸法治疗寒热虚实各种病证的机制。即：

• 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义也。
• 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
• 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 有温补热益之义也。
• 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也。
• 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 津液流通故也。

由此突破了灸法治病的条条框框，把灸法治病的范围扩大到一切虚实寒热之证，并深刻阐释了灸法治病的作用机制。

龚氏认为 ，对于因过劳而导致的痰火为标、阴亏为本的痨病，除运用相应的药物外，可配伍灸法以气化水液、益阴养肺以治根本。

言“火有拨山之力”、“火之功用， 固有生发之妙 ”、“病之沉痼者，非针灸不解 ”，又言“若年深痼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胜于药力多矣 ”。

由此可见，灸法可起沉疴、除痼疾，有强壮之功效，对虚损痨瘵的治疗作用不可忽视。

龚氏总结为“凡用艾叶须陈久者，治令细软，惟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则伤人肌脉，故孟子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除此之外，龚氏还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制作艾绒艾炷的方法：“须拣取净叶，捣去陈屑，石臼中木杵捣熟，罹去渣、去白者，再捣至柔烂如棉为度，用炷燥则灸火有力。”由此可见其对灸材的考究。

龚氏对灸治时取火的方法亦十分讲究，他认为“凡灸火者，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其次钻槐取火为良，若急卒难备，则真麻油灯或蜡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而少痛也。其戈金击石钻燧八木之火，皆不可用。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八木者，松火难瘥，柏火伤神多汗，桑火伤肌肉，栀火伤气脉，枣火伤内消血，橘火伤营卫经络，榆火伤骨失志，竹火伤筋损目也 ”。这些详尽的论述，见解独特，皆为龚氏的临床经验总结。

龚氏十分讲究取穴的方法，提出：“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又有身短而手长或身长而手短者，对此必须精思斟量，准而折之。”

并建议患者“但医必择其素熟经络穴道者乃可”，否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岂以人命若草菅耶”。

并在“点穴论 ”中指 出：“凡点穴法，皆要平正，四肢无使歪斜，灸时恐穴不正，徒坏好肉尔。若坐点则坐灸，卧点则卧灸，立点则立灸，反此，一动则不得真穴矣。”

龚氏对点穴的姿势要求如此细致，可见其对于灸法操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龚氏在强调取穴准确的同时，也比较注重灸治穴位的配伍。

“凡痰火骨蒸痨瘵，梦遗盗汗传尸等症，宜灸四花六穴，膏肓二穴，肾腧二穴，肺腧二穴，足三里二穴，手合谷二穴，或膻中穴，但得穴真，无不验也”。灸治痨病，龚氏常常选用以上腧穴配伍灸治。

“四花六穴 ”均为经外穴，“四花 ”相当于膈俞、胆俞位置，两侧共四穴，加上患门两穴，一共六穴，此为前人灸治痨瘵之主穴。

龚氏在此经验的基础上，补充配伍了膏肓俞等辅助穴进行灸治。因痨病病在脏属阴，而背部属阳，取背部的膏肓俞等腧穴，乃从阳引阴之义；足三里、合谷为阳明经要穴，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灸之能益气生血；膻中穴则正当宗气所聚之处，灸之能化气生津；故此方对于阴虚痰火之证确是一个配伍合理、严谨的灸治处方，无怪龚氏运用时记载 “予常见人初有此疾，速与依法灸之，无有不效 ”。

龚氏认为，灸治要按照病人的年龄、体质、灸治部位和病情的不同，巧妙、适度地掌握艾灸的剂量。

如“小弱也，乃小作之。凡小儿七日以上，周年以远，不过壮炷如雀粪大 ”，指出小儿用灸法，艾炷要小；

又载“凡灸头顶，止于七壮，积至七七壮止。如人若治风，则灸上星前顶百会，皆至一百壮。腹皆宜灸五百壮。若鸠尾巨阙，亦不宜多灸，多则四肢细而无力”。

又足三里穴，乃云“多至三二百壮 ”，又言：“惟头与四肢欲小，但去风邪而已。”

指出应该根据灸治部位与病情的不同，选用合适的灸治剂量，如此做到既不过灸以免损气伤阴，又要灸满灸足以免邪气滞留，正气不复。

龚氏提出，灸治时应遵循“先阳后阴，先上后下，先少后多 ”的灸治原则。

所谓 “先阳后阴”是为了达到阴平阳秘、无亢盛弊端的目的；

“先上后下 ”是指先灸头面躯干部后灸四肢部，或先灸头面与胸部后灸腹部和下肢部，因半身以上同天之阳，半身以下同地之阴，这样艾灸可以达到阴升阳降，水火既济的功效；

而“先少后多”就是初灸者刺激量宜先小后大，以便患者逐渐适应。

龚氏在《红炉》中提到了灸法的一些禁忌，如“若值大风大雨雷电，宜暂停之，且待晴明灸之可也 ”。

然而在紧急之际，龚氏又提倡不拘于古法，勇于打破禁忌，提出“不拘禁忌 ”、“急卒亦不可拘”等观点，体现了龚氏善于变通的创新精神。

龚氏认为，灸治后，须使病人发灸疮，疾病才会痊愈。

书中记载：“凡艾灸，须要疮发，所患即愈，不得疮发，其疾不愈。”并且，龚氏还介绍了一些促使发灸疮的方法，“今有用赤皮葱三五茎，去叶，于微火中煨热，熨疮十余遍，其疮三日自发 ，亦有用麻油搽之而发者，亦有用牙皂角煎汤候冷，频频点之而发者，恐气血衰，有宜服四物汤滋养者，不可一概而论”。

当灸疮发后，又介绍了使灸疮愈合的方法：“凡贴疮，古人春用柳絮，夏秋用竹膜，冬用兔腹上细毛，猫腹毛亦佳。今人每用膏药贴之，日一二易，则疮易愈。”

龚氏提出：“凡灸后切宜避风冷，节饮酒，戒房劳，喜怒忧思悲恐等七情之事，须要除之，可择幽静之居养之为善。”

这些观点不仅适用于灸后的调养，也适用于所有疾病治疗后的调养，对后世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龚氏通过自身的临床实践，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论忌食”中提出：“灸之后，古人忌猪鱼热面生酒，动风冷物，鸡肉最毒。而今灸疮不发，用小鸡鲢鱼食之而发者，所谓以毒而攻毒，其理亦通。“

龚氏大胆提出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后世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