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文化】
“初心”三问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哪儿来?作者在文章中回顾了我们党早期一些优秀党员的革命经历,从他们身上探寻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文/郭广平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他说,领导干部要学党史和国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一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哪儿来?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党早期的优秀党员群体,从他们身上来探寻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一问:在共产党成立初期,许多中上层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生活无忧的日子,何以甘冒风险加入“要替穷人翻身”的共产党呢?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首诗的作者是早期的优秀共产党人恽代英。恽代英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恽爵三为清朝知府下属八品官,母亲陈葆云出身于仕宦之家。恽代英1913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然而,这种生活并不是恽代英追求的人生目标。在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之后,恽代英积极追随革命,后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狱中诗》,在1931年壮烈牺牲。
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家庭也很富裕,光是租种他们家土地的佃户就有1500户之多。彭湃少年聪明好学,1917年,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改变。1921年,彭湃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彭湃视自己为劳苦大众的一员,将分到自己名下的佃户召集起来,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将所有地契一把火烧了,把自己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平民百姓。进而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直到最后被捕牺牲。
诸如恽代英、彭湃这样家庭出身优越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我们党发展初期不在少数。史料显示,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有人对中共早期146位女党员做了分析,其中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者就有84人。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是为了什么呢?
二问: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被到处追*,这时候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冒着坐牢*头的危险,在关键时刻加入共产党呢?
“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这是董必武为纪念中共五老之一徐特立老先生写的一首诗,是对徐特立在党遭受危难之时依然入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大肆捕*共产党人,在湖南也有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在这一恐怖背景下,年届五十的徐特立愤然辞去湖南女师校长的职务,积极寻找党组织要求入党。后来,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在党的危难之际,徐特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才要加入共产党。就当时而言,加入共产党带不来名和利,带来的只有坐牢*头的危险,但依然有很多像徐特立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加入党组织,又是为了什么呢?
三问: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毅然放弃高官厚禄,甘愿吃苦受罪甚至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着共产党一起干革命呢?
贺龙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1916年参加国民革命后,因战功卓著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在革命过程中,贺龙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八一南昌起义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毅然带着队伍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贺龙根据党的指示返回家乡开展武装斗争。他的一个叔父问他:“跟着共产党图个啥?”贺龙坚定地回答:“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叶剑英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来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北伐时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代师长,他也是在党的危难之际加入共产党的。在当时,像贺龙、叶剑英这样能够抛弃高官厚禄,依然加入共产党进行革命的也不是个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其他几位元帅入党时的状况:朱德时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位;彭德怀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刘伯承已经是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陈毅是北京中法大学学生;罗荣桓是武昌中山大学学生;徐向前担任武汉南湖兵团指导员;聂荣臻是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像以上几位元帅入党前的个人前途已经非常不错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毅然决然抛弃高官厚禄,拎着脑袋进行革命呢?
通过回顾党早期的历史,我们就能从这些早期党员身上找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些共产党人不为名利、不为高官厚禄、不怕坐牢牺牲,是为了什么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本文来源 :《国企·党建》2019年9月号刊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