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内外斗争态势非常险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只有研究出原子弹，才能缓解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而只有国际形势缓解，我们才有更多力量来研究和制造原子弹。这两个看似矛盾又必须解决的难题，困扰着政治家们，更影响着科学家们。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形势极为严峻，国家生存显得非常被动。与之相应，我国被迫开始完全独立制造原子弹的时代。我们心中发狠了，你们不帮助我们，我们就制造不出来原子弹吗？偏偏要制造出来给那你们看看！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

在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中国大西北很多地方荒无人烟，沙滩戈壁连绵不绝，让人感觉到就连生存都是很难的，更不用说搞科学研究了。没办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五九六”工程的战士们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1962年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这是我国完全依靠自主科研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我们国家在内外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制造出了原子弹这种战略武器。从此我国进入拥核国家的行列，为我国争取战略主动提供了基础。从此，我国受人欺侮的时代结束了。由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制造出原子弹并不算结束，国家还需要制造氢弹。要搞就搞出更先进的。早在1963年9月，接到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邓稼先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在获得相关材料以后，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八年零六个月、美国用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1971年，邓稼先童年的好友、少年的玩伴、大学的同窗杨振宁博士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他从舷梯下来，第一句就问：“邓稼先在哪儿？我想见邓稼先啊！”而邓稼先闻此喜讯，匆匆赶回北京。好友重逢，话题自然转到了物理。

“稼先，外国传说，有两个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搞出原子弹、氢弹，是吗？”

邓稼先笑而不语，杨振宁满腹疑惑。邓稼先回家后立即请示周总理怎样答复杨振宁。总理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都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

于是，在上海，杨振宁的饯别宴会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幕：有人在宴会上把邓稼先的亲笔信交给杨振宁，杨教授当众宣读，当他读到“原子弹、氢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时，不禁泪水盈眶，他不得不进入盥洗室洗了洗脸，才回到席上。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本文节选自《牢记使命：当代党员干部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