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刘易斯拐点”问题

宋 圭 武

内容摘要：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好“人口拐点”及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对策。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中国 研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二级教授。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目前，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有不同看法，为此，笔者谈点个人不成熟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一般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经过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and Fei,1961）的发展，形成了含有两个拐点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在经过修正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弹性。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现象。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上，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上，也就是从有限剩余到完全吸收殆尽的阶段。目前，讨论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一般指第一拐点，而非第二拐点。

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

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蔡昉认为，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蔡昉，2008）。张晓波等人在《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一文中通过对甘肃农村的调查认为：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率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的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面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张晓波、杨进、王生林，2012）。在《解析1965~2009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一文中，魏征等学者认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其非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剩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年均1.37%；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已经超过了二元结构理论所定义的制度工资，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魏征、Marco G. Ercolani、 郝睿，2012）。王美艳在《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认为，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对于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受到冲击时，他们很难再返回到农业中来（王美艳，2012）。宋立刚、张永生认为，由于来自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耗竭，工人工资上上升，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刘易斯拐点到来（宋立刚、张永生，2012）。

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Jane Golley和孟昕在《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一文中认为，尽管某些证据显示在2000~2009年间，城镇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短缺造成的；中国农村仍然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且收入非常低的工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流动面临着独特的制度障碍和政策性障碍，阻碍众多农民工进入城市（Jane Golley、孟昕，2012）。在《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可能持续（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2012）。在《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了吗？》一文中，作者通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省份数据，估计了每一年中国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并特别将刘易斯转折点纳入供给曲线的估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姚洋、张可，2012）。葛苏勤、杨涛在《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基于多方面数据的经验研究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葛苏勤、杨涛，2012）。

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如巴曙松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异常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巴曙松，2011）。

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则认为，刘易斯拐点将在7年后到来，也就是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另外，对于刘易斯拐点，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重大缺陷，是个可以被证伪的虚假概念，在一个虚假的概念上争来争去，肯定争不出个结果来；并且徐教授认为，“拐点陷阱”也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恶果。

三、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应是“人口拐点”

针对上述讨论，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伪命题，有待商榷。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若抛开假设前提，任何理论实质都是伪的。刘易斯拐点作为一个理论推演，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不能一味否定。从理论分析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并不是什么伪命题，其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逻辑基础的。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其一，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拐点”。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表现是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现在正在形成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人口抚养比上升。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蔡昉，2012）。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出现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要素能充分流动，不存在劳动力的制度障碍；二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基本与工业劳动报酬相等。但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满足。一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多种不平等制度设计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要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很多；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并没有和正式的城市劳动者报酬持平。

再次，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这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主要表现是：一是生产体系劳动者的报酬偏低；二是非生产体系工作人员报酬偏高。譬如，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工人及企业工人，总体工资偏低，并且多年劳动者报酬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政府、军队等部门，则有关人员工资一直在上涨，包括企业管理人员。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在报酬偏高的政府等部门，劳动供给远远大于劳动需求，比如，有关政府部门要录取一个公务员，后面往往就有几百个报考者；另一方面，在报酬偏低的劳动第一线，则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出现“民工荒”。

第四，中国如何解决好“人口拐点”及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对策。其一，大力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要让真正在劳动第一线的人得到蛋糕的大部分，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其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淘汰一批高污染企业。其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一代职业农民，同时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其五，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其六，限制房地产过度扩张。其七，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技术红利”应对“人口拐点”。其八，积极推进公平有效制度建设，大力增加社会发展的“制度红利”。

参考文献：

1.蔡昉、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2.宋圭武：《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