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大文学家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的创作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他独具的平淡而自然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陶潜(365——427)，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市)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而穷苦”，《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看来他早年的生活是相当困窘的。青年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和“骞翮思远翥”（qiān hé sī yuǎn zhù）的壮志(骞：飞举的样子。翮：羽翼。骞翮词语，意为高举、飞起；原意为：期望展翅高飞,，现在就是形容志向很远大的意思)。
不过，东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登峰造极，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很难行进身之阶，“大济苍生”“骞翮远翥”又谈何容易。他的一切美好愿望都在严酷的黑暗现实里化为泡影。后来，为生活所迫，他才出来做官。二十九岁做过江州祭酒，以后又断断续续地做了几任参军等掾属佐吏。由于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在做官期间，始终处于“一心处两端”的矛盾状态之中。他时仕时隐，做官时间总共不过四五年。
公元405年，他在家乡附近的彭泽县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从此毅然告别官场；回到家乡隐居躬耕，一直到死，过了十三年劳动生活，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与虚伪巧诈的时俗同流台污的高风亮节。在龌龊的时代里活出生命的真实，陶渊明无疑是最完美的一个。他没有借醉来远离险恶，没有借毒来麻醉人生。他选择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清新广袤的田野，走进了人类赖以憩息的精神家园。“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中两个本质元素，超然特立于一个时代之外，真正顺应生命的本真要求，做一个大智大贤之人。
透过《归去来兮辞》，我们完全可以领悟陶渊明的生命大智慧。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的代表作，标志着他出仕生活的结束、归田生活的开始的名作，也是他对上层社会不满的自白。该文具体而细致地表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过程和思想活动，是研究陶渊明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
正文之前有一段散文的序言，说明了此赋写作的缘起。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明出来做官是为了养家餬口：“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坦率得惊人。后来担任了彭泽令不久便有“眷然有归欤之情。”为什么呢？陶渊明指出了三点理由：
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也就是说自己本性自然，不会装模作样，勉强去干自己根本不愿*事情；
二、“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忍饥挨冻固然情况严重，然而违背本愿将会身心交病，更有甚于饥寒；
三、“程氏妹丧于武昌”，必须赶快离职奔丧。显而易见，第一条理由是根本的。陶渊明有自己的操守，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做官既然“深媿平生之志”，那就要独善其身，走与世俗官场彻底决裂的道路。正史本传往往说他因耻于为五斗米折腰而去官，恐怕不是根本原因。
这段序文流畅洗练，用语或直率，或委婉，都给人以亲切之感。序文明言本文作于“乙巳岁十一月”，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冬。但辞中又说：“农人告余以春及”那么《归去来兮辞》当定稿于归隐后的第二年，即义熙二年。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后同上层社会分手告别的宣言书，其中描写了脱离官场的喜悦和田园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热爱。我们把全文分成四段(第二段中间换韵，可以看做两层。)
第一段(开头至“恨晨光之熹微。”)写作者弃官归家的原因和过程。
首句“归去来兮”，既扣紧题目，又总括全文，引起下文。“归去来”即归去之意。“来”是语气词，没有实义。“兮”是《楚辞》最常用的语气词。这第一句以当头棒喝的呼唤，振起全篇，表达的是陶渊明在经过多年的仕途经历之后的一个庄重的决定：快回到家乡去吧!田园都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表明了弃官归家的原因。“心为形役”，指为衣食而出外谋官是违背本心的。既然如此，那么现在辞官归田也就没有什么以该惆怅和悲伤的了。过去令人痛心的官场生活就让他过去吧，从今以后倒要按照个人的心愿好好生活了。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对前半生的总结。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陶渊明高就高在把过去做官视为误入迷途，而把今天的辞官归隐才看做是正确的归宿。这两句在本文至关重要，显示了陶渊明遗世独立，洁身自好的高尚人格和与一般读书人大相径庭的人生观。前人曾说本文“通篇以‘觉今是而昨非’为主”。确实如此。这句话充分说明陶渊明的此次归耕田园，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认真回顾了做官的沉痛教训之后对前途的理性抉择。“迷途”、“今是”、“昨非”，明确地显示了陶渊明对封建官场认识的深刻程度。这和他同时写的《归园田居》一组诗，把做官比做“误落尘网”、“久在樊笼”一样，清楚地表明，陶渊明的弃官归耕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晚年写的《感士不遇赋》里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也可以与之印证。很显然，在他所处的黑暗混乱的时代里，他只能通过这种“觉今是而昨非”的自责的形式表达他对封建官场的厌恶。尽管内心活动极其丰富，形诸文字还是相当谨慎的。
生命的本质在于顺应自然，享受自然，在与自然的亲吻中，释放出生命的无穷活力。陶渊明因“误落尘网”所失去的，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本我。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恰恰是诗人在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后所寻回真我的人生写照。“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际云卷云舒”，心灵和肉体终于合而为一，从此走向心的自由，灵魂的自由，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活出率真，活出个性，活出潇洒，做一回天地之间大大的人。
下文说明归家的过程。还家的文字，写得这样眉飞色舞，笑逐颜开。“舟”之“轻扬”，“风”之“吹衣”，沿途先乘船，后上陆，轻舟摇荡，煦风吹衣，表现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往日违心地做官，无异于是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向征夫问路，恨晨光微弱，都流露出想立刻到家的急迫心情。
第二段(“乃瞻衡宇”至“抚孤松而盘桓”)写刚刚到家的喜悦。
前八句，押一韵，可算一层，写刚入家门时的场面。“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一旦看到自家的简陋的房屋，就狂喜地飞奔过去，回家至于“欣”而又“奔”，说明陶渊明对自由生活的长期渴望。随后是看到人：家僮仆人前来迎接，孩子们正守着门等候。再看庭院，虽然已经荒废，但深可庆幸的是平生喜爱的松、菊却完好保存，这给作者以很大的慰藉。松、菊傲霜耐寒，一向是忠贞坚强的象征，常常为*人、墨客引以自况。陶渊明更是从来以松明志，以菊寄傲的。比如：“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再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都是他有名的诗句，陶渊明的清高人品于中可见。“携幼入室，有酒盈蹲”，举家欢宴，兴高采烈。可以想见陶渊明回家后开怀畅饮的欢快情景。萧统说，有人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集序》)，来免言过其实，但陶渊明爱饮酒还是真的，有二十首《饮酒》诗可以作证。
下面换韵转入第二层，写归家之后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安逸、闲适、宁静的情趣，表现了作者对农村平民生活的执着追求，反衬出对官场生活的深恶痛绝。其实，他的生活也很普通，平平常常；但对“觉今是而昨非”的陶渊明来说，却是自得其乐。他可以任情饮酒，可以倚南窗而寄傲，正好显示出其傲世独立之志。在怡然自得之中流露了他的孤高的个性。“审容膝之易安”，说明他对物质生活所求无多，有那么一块哪怕是极小的自由天地也就满足了。由于心情舒畅，一切都感到赏心悦目，即使是每天在园中散散步，也觉得妙趣横生。
“门虽设而常关”，说明他回到农村后就谢绝与上层社会的交往，也就是下文说的“息交以绝游”。在这与外世，实际是与官场断绝联系的庭园之中，可以拄着手杖漫步，或者任情举首远望，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为本篇千古名句。字面的意思指上文“遐观”到的景象：浮云飘出山角，飞鸟疲倦而归。但一用“无心”和“知”加以形容，就把云和鸟都人格化，把无生命的或无感情的云和鸟写活了。而且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形象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境：过去做官本来出自无心；如今归田恰似一只倦飞的鸟儿那样急于返巢。诗情画意，趣味盎然。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这两句表面写景，实际在抒情。下文“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也有寓意。表面说的是夕阳西下，自己仍在松树下面徘徊，实际是说社会黑暗动乱，个人也到了迟暮之年，但仍要保持晚节。“抚松”和上文“松菊犹存”—样寄托深远，有寓意存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诗人在心旷神怡的境况里，仍然不忘坚持个人的高洁情操。
第三段(“归去来兮”至“感吾生之行休！”)写定居后农村生活的乐趣。
“归去来兮”，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呼应开头，带起下文，形成了本文自然的段落界限。“请息交以绝游”说的是和世俗官场的决裂，并不是拒绝一切亲朋故旧的交往，这在陶诗中有明显的证据:“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归园田居》)“闻多素心人，数与论晨夕。”(《移居》)可见，陶渊明在农村的交往还是相当频繁的，除田父野老外，还有彼此知心的文入朋友。“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说明既然社会同我的本意相违背，我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外出追求的了，进一步表白了归耕的决心。如今陶渊明最感兴趣的是亲戚间的互吐衷肠和消忧解愁的弹琴与读书。春天来到，陶渊明准备参加农业生产。并且，还可以驾车乘舟，恣意遨游。或探幽寻壑，或坎坷登山，面对的是欣欣向荣的草木和细流涓涓的泉水。“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是归家后思想的瞬间活动，我羡慕大自然的得天独厚，繁荣滋生，可惜自己已经老之将至，兴奋之余不免有几分娩境凄凉之感。
第四段(“已矣乎”至末尾)是对过去生活的总结和对未来生括的展望。
“已矣乎”，犹如屈原《离*》篇末的“已矣哉”，意为“算了吧”，表示一种感慨平生的愤激之情，情调偏于低沉。作者感到活在人世的时间没有多久了。既然如此，何不随心所欲地生活下去，管什么生与死的问题呢？为什么那祥心神不定，想要到哪里去呀！意思是还想追求些什么呢？对此作者明确表态：“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既不愿得到高官厚禄，也不想寻访仙境，只希望个人独来独往，间或干些农活。这样，登东皋可以仰天长啸，临清流可以纵情吟诗。这种寻常而自由的生活才是陶渊明所向往的。篇末“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二句，带有明显的老庄思想的色彩。作者想随生命的自然变化一直到死，乐天安命还有什么疑虑呢!陶诗中也有这种痕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由此可见，在玄学盛行的时代，进步诗人也难免受其影响。但陶渊明却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乐天知命故不忧”（《周易·系辞》），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这便是天大的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就体现了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陶渊明认为，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个自然运动中完成其个体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其实，陶渊明在其它的诗歌中反复阐释了这种理念。如《连雨独饮》：“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神释》：“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挽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将人的自然运数，融于天地万物的运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广阔视野里，从而以理智、达观的态度来谈论人类生死的自然现象，无疑完成了生命智慧的大超越。
千百年来，《归去来兮辞》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东坡题跋》卷一引)敬服之情，无以复加。而《归去来兮辞》确实是在艺术上精心结撰、刻意求工的力作。
“辞”即“赋”，要求铺张扬厉，用韵并讲求辞藻色彩和骈偶。在这样多种形式的要求下，陶渊明运笔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形式很好地为内容服务。本文旨在说明“今是而昨非”，而对“昨非”，一笔带过，而竭尽全力突出“今是”，对归耕后的农村生活的描写则极尽铺陈之能事。三、四两段都是描写“今是”的，包括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而且行文注意对仗骈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里保持了辞赋的用韵并讲求辞采华美的特点，又避免了堆砌辞藻，华而不实的弊病，增强了赋的抒情性和感染力，使辞赋具有了抒情诗的部分功能。
寓情于景，惰景交融，感情充沛而强烈。作者有感慨，有追求，有遗憾，有满足，但这些都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借助景物的形象描写。感情在景物中自然流露出来，景物亦有人情和个性：“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就是动人的例证。全辞富于情趣，情真意厚，沁人心脾。
语言清新典雅，鲜明流畅，音节铿锵，和谐悦耳，具有音乐美，可称是一首散文诗，或是一篇押韵的抒情散文。作者遣词造句，字斟句酌，锤炼推敲，精心选择一些自《诗经》以来诗人惯用的双声词，如“惆怅”、“崎岖”；叠韵词，如“盘桓”、“窈窕”；叠字，如“遥遥”、“欣欣”等，从而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使辞赋兼有诗的艺术魅力。
结构严谨而周密。辞赋向来讲究章法结构，汉赋甚至形成了公式俗套。本文虽属抒情小赋，但也很注意结构安排。《归去来兮辞》的写作事出有因，不能不交代，但用辞赋说明事情的原委，结构会臃肿不堪，费力不讨好。因之作者用散文体的序说明本文写作的背景和作者当时的情况，而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使二者各得其所，两全其美。辞赋的段落安排也十分巧妙。第一段用直接抒情的手法，照应序文，形象地表达他对“今是昨非”的深刻认识。二、三段为本文中心，借物抒情，山川花木，触处皆春，饮洒酒赋诗，其乐无穷。末尾一段带有总结性质，准备乐天安命了此一生，抒发的是一种知足保和的消极情绪。全文首尾贯通，中心突出，松菊节操，田园情趣，得到充分的展现。
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是对官场的主动放弃之归，是执着人生寻找真我之归。他不狂放，不沉沦，对生命与自然满怀真挚与热爱，他所做的是追求内在的生命自由，将心灵寄托于田园，在平凡的现实中将主观情感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在耕读觞咏中咀嚼人生的真正意义，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大解脱。
今天，当我们重新解读陶渊明时，并不是说叫人一遇到人生的挫折与磨难，便放逐自我，退隐山林，与狼共舞（这无疑是对陶渊明精神最大的误解与亵渎），而是要超越流俗，树立高标人格，从而让自身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弃其形，而取其神，才是对陶渊明精神乃至中国传统隐士文化上佳的解读与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