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战国时期玉材与玉色的区别）

根据目前已知的国内重点战国时期墓葬的考古挖掘证明，结合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战国时期的出土玉器，可以总结出战国玉器以精美细琢见长的结论。

这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琢玉业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有关。

中山王国首都灵寿(即今平山)自古以来出产刚玉和紫砂，当时也是有名的治玉基地。

在这样先天有利的条件下，王室设有“玉器加工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根据中山国仅存的玉器考古实物观测，每一件战国时期的玉器都是代表着中山国玉器制造的高超技艺和精湛艺术水平的精品。

据考古专家和今天的玉器厂行家估计，以现在的生产条件，制作这样的玉器，仅那枚带钩（上期已经介绍）琢磨一项即会消耗三个月的工时。

中山国王墓葬和陪葬坑已经多次被盗，上述发掘出土的玉器不过是劫后幸存者，但从陪葬坑出土的这一枚墨玉带钓足以想见当时，必定殉葬了大量的精美玉器。

这些玉器历经千余年的风霜，可能都会散存在民间，但是，谁又会有真正发现的眼光和运气呢？

从中山国墓葬遗址中考古挖掘的所有玉器，受材质的限制十分明显，大量使用了替代材料，精湛的加工工艺和简陋的材质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是王室玉作坊或贵族自设玉作琢磨的。

这些精美的玉器反映了一个在列强夹缝中生存了几百年的小王国琢玉业的高度发达。

根据这些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玉器特点，总结战国玉器的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和田玉的材质大量进入中原，琢刻了大量佩饰，儒家为了深入宣传他们的学说，总结了从殷商开始使用和田玉的经验，适应了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

便以儒学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和田玉在物理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

根据玉石独特的物理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上升到道德化；根据玉石配饰排列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上升到宗教化；根据玉石大小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理论上升到而政治化；这些与玉石外所不蕴含的哲学范畴等理由的概括完成，就是在这个时期。

这也是后世玉器发展不衰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

铁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砣具的改革，促进了琢玉技术的突飞猛进。

如果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战国玉器的线刻与商周玉截然不同。

商周玉器线条柔和缠绵，而战国玉器用线婉转自然而又道劲利落，不拖泥带水。

这与高硬度的和田玉不无关系，但是如果砣具不改革，也难以琢刻出如此精致的玉器来。

砣具的改革，首先是圆形砣子材料可能以钢铁取代了原有的青铜。

其次是旋转速度更快，这必然涉及砣具结构上的改造，更加接近二十世纪初期所用的脚踏联动的砣具。

其三是使用用高硬度的琢玉用金钢砂，只有具备了这几个条件，加上制玉工匠精湛的技艺，才能琢出如曾侯乙墓中的玉多节佩和中山王陪葬坑出土的和田墨玉带钩那样精美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