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三部文献记载了春秋时期诸多史事，对研究春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这三部文献仍有对春秋疾疫的不少记载，是研究春秋疾疫主要的史料来源。春秋三传对疾疫的记载有同有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春秋三传”所载疾疫不同之处：首先，比较明显的是在疾疫记载数量上的差异。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左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142 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出现了 29 次，“疫”字一共出现 1 次，“疾病”连用的情况出现11 次。
《公羊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 16 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出现了7次，与疾疫有关的“疫”字没有出现。《榖梁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5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和“疫”字均没有出现。统计发现，《公羊传》、《榖梁传》二者一共记载的疾疫数量才占《左传》数量的 16％，由此可见《左传》所载疾疫数量远比《公羊传》与《榖梁传》丰富得多。
其次，不管是总体上对疾疫的记载还是对单个疾病的描述，《公羊传》与《榖梁传》都没有《左传》记载的详细具体。《左传》记载疾疫活动之多，其中“医和医治晋平公之疾”、“医缓医治晋景公膏肓之疾”以及“齐景公之疟疾”等，都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记载，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对于此类疾疫活动却没有任何记载，这就使得《左传》与另外两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究其原因，虽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然而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考证，《左传》并非解《春秋》经之书，所以《左传》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依据《春秋》经来进行阐释，其记载内容远比《公羊传》和《榖梁传》更加翔实。
另外从“春秋三传”的文体形式来看，《左传》是采用经前传后、互相独立的方式进行补充展开叙事的，而《公羊传》与《榖梁传》却是以问答体的形式进行解经的，这就从形式上限制了《公羊传》与《榖梁传》记载内容的广延性。因为《春秋》经一书对疾疫的涉及其实也非常之少，所以作为解经的《公羊》、《榖梁》二传所载疾疫数量自然要少于《左传》。
“春秋三传”所载疾疫相同之处：首先来说，“春秋三传”所载疾疫在内容上具有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源于对《春秋》经的解读，凡是《春秋》经提及的疾疫，三传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传解，虽然对疾疫的解释各持己见、有所不同，但其结果终究是殊途同归。因此借用这种内容上的互通性可以对春秋时期的疾疫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考证出特定疾疫的属性。
如桓公五年《春秋》经载：“春，正月，甲戌，乙丑，陈侯鲍卒。”这一句交代了陈桓公死亡的年、月、日，可是《春秋》经却说陈侯是在甲戌、乙丑这两日死亡，甲戌日为鲁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乙丑日为鲁桓公五年正月六日，二者相差了十六天，足见陈侯死亡之蹊跷。陈侯的死因从“春秋三传”中便可寻找到答案。
《公羊传》载：“曷为以二日卒之？㤜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榖梁传》云：“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乙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左传》载：“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大子免而代之。
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综合三传所言，可知陈桓公患有名为“㤜”的疾病。《广雅·释诂》云：“㤜，怒也” ；《广韵·六术》言：“㤜，狂也”，从其意思来看此病为精神失常所致，是为现在所指精神病。也正如杨伯峻所言：“盖陈桓公患精神病，甲戌之日一人出走，经十六日而后得其尸，不知其气绝之日，故《春秋》经举二日以包之。”其次，在春秋疾疫的写作手法上，三传也有相同之处。“春秋笔法”不仅是《春秋》经写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春秋三传”，其意大致概括为微言大义、暗含褒贬。
由于疾疫带来的痛苦让古人认为其乃不祥，这便使得三传在记载疾疫的时候往往带有贬低的意思，以疾贬人，以疫贬事，给春秋疾疫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左传》一*载，成公八年，晋景公*赵同、赵括，成公十年便梦见赵氏先祖索命，醒后身患重病，《左传》记载此疾便是表达对晋景公贬斥之意。
又如《公羊传·庒公二十年》载：“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此处的大灾，并非指的火灾，当为疫病，《春秋公羊传注疏》云：“欲言大疾疫，而经书灾，故执不知问”，并且“灾”字前面加上“大”字，“知非火灾也” 。
《公羊传》解释大灾为大瘠，大瘠为㾐，㾐者何也，㾐者疠也，“民疾疫也”，故《公羊传》此处的大灾是指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公羊传此处所载并非简单的记载灾异，而是另有所指。何休《解诂》云：“㾐者，邪乱之气所生，是时鲁任郑瞻，夫人如莒淫泆，齐侯亦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因此，此处记载大疫是为了讽刺齐国国君的骄奢淫乱以及鲁国任用奸佞小人的昏庸之举。
西周时期的医事分科制度到了春秋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纵观“春秋三传”所载疾疫，不仅涉及内、外科疾病，而且对精神类疾病、妇产科疾病以及流行性传染病也更加重视。因此，现将春秋疾疫划分为内科疾病、外科疾病、精神疾病、妇产科疾病、流行性疫病等五个大类，如下一一进行分析。
春秋时期所载内科疾病主要有心脏病、蛊疾、隐疾等，《左传》中的“六气致病说”表现出春秋时人对内科病因已经开始进行有意识地分析，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疾病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深化和提高了内科疾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水平，对后世内科疾病的治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说文解字》曰:“心，人心,，土藏也。” 心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古人称之为“君主之官”，由此可见心为五脏之首。故因心脏的特殊地位，古人便将心与人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具有了高度的抽象思维。如《管子·水地》篇曰：“生而心虑。”《礼记》亦言：“总包万虑谓之心。”可见当时人们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亦称之为心。《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③此处所谓“明淫心疾”，是指思虑过多，心神过劳而造成的精神类疾病。
然古人所谓心疾之意并非仅止于此，《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的子重之心疾便有另外的含义：
春，楚子重伐吴……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也对周景王心疾有所记载：
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窈，大者不摦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藏于心，心亿则乐。窈则不咸，摦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周景王因心疾死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
子重所患之病为“心疾”，杨伯峻注：“古代所谓心疾非今日之心脏病，而是今日之精神病”，但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之心疾，杨伯峻又言：“盖心脏病急死”，两者前后矛盾，故心疾必有异义。子重因作战失利而遭到国人的责备，内心忧郁成疾，不治而亡，死亡时间较快，周景王也是田猎之时遇心疾而速崩，然精神类疾病并未见急死之症，所以此心疾并非简单的精神类疾病。按照子重以及景王死亡时间长短来看，二人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都是相对较短，那么此心疾为心脏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李约瑟先生也认为心疾“可能是由于焦躁而导致的冠心病” 。古人认为心是主管思虑的，那么令心脏致病必然也是思虑过度导致的，因此精神问题或者心理问题则是诱发心疾的重要原因之一。
子重之“心疾”，阮刻十三经注疏写作“心病”，据杜注云：“忧恚故成心疾”，盖此处早先版本是作“心疾”，而非“心病”。另外《易·说卦》有“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的记载，孔颖达曰：“为心病，忧其险难，故心病也”，可见“心病”之因也是精神忧虑所致，心神紊乱、情绪激动而引发心病。所以“心病”与“心疾”的症状相似。
另《左传·庒公四年》载：“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杨伯峻注：“荡，动摇也。心荡犹言心跳、怔忡。”心荡的表现症状为心跳加速、心律不齐，余云岫将其解释为“心悸亢进” ，所以心荡通常为心脏病发作的前兆。楚武王将心荡告于夫人邓曼之后，邓曼说武王的福禄快要到头了，将不久于人世。果然，楚武王很快便死于伐随之途。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对心脏病非常地重视，此类疾病不易治愈，且死亡率较高。
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心疾有两种意思，一种指精神类疾病，一种指思虑过多而引发的心脏病。心病与心疾同义，心荡则为心疾（心病）的表现症状。此三者皆以心字命名，既与人们抽象的精神思维有关，又与客观存在的人体心脏器官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