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是封建时代皇帝拉拢臣子、激励臣下的一种官制模式，这个制度的形成，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而五代的赠官制度，既继承了唐代的赠官制度，有在此基础根据时代背景加以改善，既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促进政权安稳，也对后世赠官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要分析五代的赠官制度，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赠官的定义，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关于“赠官”的定义：“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赐，即授予已故官员或现职官员的已故直系亲属如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室的荣誉职衔。”而韩愈 《元和圣德诗》也记载了赠官的目的：“哀怜阵殁，廪给孤寡，赠官封墓，周帀宏溥。”

由此可见，赠官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死者，赋予死者死后哀荣，也慰藉了生者，不仅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也满足了大臣的尊亲意愿，提升了获赠者的政治地位，并为其家庭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

五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分裂割据时期，其割据局面是延续了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局面，由于五代去唐不远，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大多沿袭唐制，赠官制度也不例外。其内容主要分为父祖赠官和自身赠官两部分，赠官的对象主要为后妃父祖先人、朝臣父祖先人、宗室成员、文武大臣以及有功之人等，赠官内容主要包括爵位、职事官、使职以及检校官等。

同时，由于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烽烟四起，武将在这一时期对于统治者而言更具有拉拢价值，也更受重用，所以在赠官上也有别于唐代的文武并重，有重文轻武、高品级赠官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赠官制度在政治的影响

在五代这一分裂割据时期，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五代官制不同于前朝，赠官制度作为五代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也反映了五代政治变迁走势和官制的发展趋势。五代赠官制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重文轻武以及官制上高品级特征，作为皇帝推恩臣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权的稳固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臣下来说，建功立业的动力之一就是希望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所以赠官制度可以为统治者拉拢一批忠心的臣子，也可以安抚叛乱的武将，从对于历代“没于王事者”的赠官可以看出，后唐“二月十四日酉来文武参佐没于王事者”于清泰元年四月乙酉进行的赠官、“后汉乾元年正月乙卯对于没于王事者进行的赠官”均起到了加速平定叛乱的作用，从而起到了稳固政权的目的。

2、赠官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孔子曾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历代都提倡“崇丧”、“厚葬”，厚葬文化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所以对于朝臣及朝臣家眷们来说，赠官所带来的物质待遇可以减轻朝臣的葬礼负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已故大臣家庭的负担。

此处所说的物质待遇分为两类：“俸禄”和“赙赠”。“俸禄”是指获得赠者生前所享受的俸禄，在其取得赠官后由皇帝发布诏令指明受赠者家庭依旧享有其生前职任相应的俸禄，进而维持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以显示朝廷对于已故大臣的厚待，具有政治宣传价值，“而闻阙父抱疾，其家甚贫……仍以（王）思勋旧请俸禄终王元正一世……兼令所司厚给赙赠。

以子之俸，终父之年，足表渥恩，以慰存殁，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而赙赠为大部分官员亡故后均享有的待遇，具备普遍性，多是直接给予钱财，“天成三年十一月，诏赐故夔州节度使西方邺男钱、绢各五百贯、匹，布一百匹，米麦共二百石，以其父没王事故也。”

3、赠官制度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在五代赠官制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父祖赠官，这个部分集中体现了儒家“孝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影响，从“百善孝为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孝的分量。在五代时期中，父祖赠官的例子时有发生，如后梁开平四年四月壬戌，“追养以禄，王者推归厚之恩，欲静而风，人子抱终身之憾，其以刑部尚书致仕张策及三品、四品常参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赠一等。”再比如后唐长兴二年十月丙寅敕：“皇王御宇，切在推恩，皆思励节，显祖宗于奕世，耀妻子以荣家，位有高低……庶激为臣为子，尽孝尽忠，各守公方，共裨皇化。”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统治者赠官的目的，是出于满足大臣尊亲的愿望，从而达到激励臣下的目的，使其尽忠尽孝，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政权的稳固。对于臣下来说，建功立业的动力之一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光宗耀祖，而当皇帝满足了这一需求之后，臣下也就会忠君爱国，这体现了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也有助于家国一体观念的加强。同时，对于儒家来说，忠孝一体，孝道的彰显也有助于忠君思想的强化，从而促进君臣、家国之间的良好发展，赠官制度既满足了皇帝拉拢臣下的需求，也满足了臣下光宗耀祖的愿望，一举双得，而忠孝家国观念的加强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巩固。

4、五代赠官制度的历史作用

赠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追尊制度，之西汉时期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赠官制度，丽江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演化，在隋唐时期将赠官制度明确写入律法中，初步实现了制度化，五代时期作为赠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具备着承前启后的重大责任，五代时期赠官制度沿袭唐制，并结合时局形成自己的特色加以改善，实现了局部制度化，为赠官制度在宋代完成制度化打下坚实基础。从相关的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唐、五代、宋三个时期的赠官制度一脉相传，从其中赠官管理机构、赠官原则以及赠官结果等方面可以看出。

同时，赠官制度作为五代官制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演变过程是五代官制演变的缩影，通过研究五代赠官制度的史料，后世可以从中推断出五代整个时代变迁。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研究五代赠官制度的变化可以知晓五代各国的兴衰更替，有助于后世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犯同类错误，从而避免社会动荡。

综上所诉，五代赠官的制度化是必然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而五代赠官制度作为五代官制的一个部分，对出于纷乱不休时期的朝臣具有明显的安抚作用，从而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稳。赠官制度既满足了统治者拉拢安抚臣下的需要，也满足了大臣想要名垂千古、光宗耀祖的需要。双方互利共赢，有利于社稷安稳，政权稳固。

而对于后世来说，五代的赠官制度沿袭唐制，发展得较为完备，为后来宋元明清的赠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官制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郭浩.五代赠官制度研究

[2]欧阳修.新五代史

[3]薛居正、卢多逊、扈蒙等.旧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