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包拯将线索查到了郡主跟崔尚书身上。

郡主和崔尚书是凶手的结论，有动机，有身手，还有崔尚书的那把剑作为证据。

这样的结果，无疑对大宋和高丽的子民都是最好的，既避免了两国的战祸，两国百姓的流离失所，也让大宋的处境不那么被动。

高丽内部矛盾，却祸及庐州城和边境百姓，他们心虚，两位皇子死在了大宋，大宋于理有亏，双方的结盟，只会更顺利，更和谐。

事情到这里，其实就该暂时告一段落了，大家要的“真相”也都有了，谁都没把握继续往下查，会查出什么样儿的结果，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借用庞太师对小艾的死的形容：这个女子，死的太是时候了，真凶是她也是她，真凶不是她也是她，谋略上，她必须死。

从谋略上看，真凶是崔尚书他们，那就是他们，即便真凶不是他们也是他们。

可包拯哪管这些，他只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

包拯拿自己和包大娘做赌注，拼上性命想要一个公道，但这些公道，都是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无辜者的前提下的，这种“正义”，这种“公道”，其实就是一种死循环。

小时候看，包拯坚持的“真相只有一个”，这是对的。

但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回头再看，这才发现，“真相只有一个”，那从来都是在“理想化”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包拯的做法很耿直，是非观也很纯粹，深刻秉持着，是非对错，没有灰色地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道理。

这个时候的包拯，从思想和处事上，其实都处于成长期。

在家有包大娘给他兜底，对外，得到了八贤王的赏识，这种年少时的义气和耿直，八贤王大约也有过，所以他感叹自己也年轻过。

他从包拯这里，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所以他对包拯有一定的纵容和期待，在高丽太子皇子的案件中，自觉地替包拯承担了许多压力和危机。

但在大局面前，是非曲直，是需要些“糊涂的取舍”的，人在做事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分寸感和界限感。

显然，包拯是没有的。

他没有做事情适可而止的分寸，更没有在其位谋其政的界限。

在高丽使节这个连环*人案件中，不纯粹是追查真凶的问题，两国邦交才是重点。

往严重了说，包拯这不依不饶的处理方式，时不时朝令夕改的言论，导致高丽方一次次上书高丽王，发动战乱的后果，都是他承担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