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放”“兼纳”和“兴盛”形容前期的唐朝似不为过。与此对应的康雍乾的清朝，它亦以“盛世”的形象被今人所称道，然而文艺复兴导引下的西方世界在迈向工业革命步伐中所焕发的社会朝气，使清朝的形象颇为受损且大打折扣。

唐朝则比较“幸运”，与它颉颃的世界，非但没有出现令它忧伤神韵的对手，也没有使它潜心折服的他方；相反，历史给予了唐朝以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它以自身特色的定位并伫立于世界的东方。是机缘的巧合，还是唐朝自身的努力？只要宿命论的腔调不再束缚我们，后者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解答。

“兴盛”，对一个王朝而言，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是结构性的整合。不论是在纵向的历代进程还是在同时代的彼此共处中，它均以繁茂的状态而呈现。如果这叫作“兴盛”的话，那么前期的唐朝就是一个典范。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前期的唐朝拥有一个有理想、有作为且秉持开放理念治理国家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就是以李渊为核心的领导层，陈寅恪先生归纳为“关陇集团”。

它最初是由西魏的掌权者宇文泰所创立。宇文泰为扭转与东魏抗衡中的弱势地位，他聚合关中陇右的各路豪强和胡汉人等，团结在他周围，形成力量以壮大自身。此后的北周兼并北齐、隋唐之统一，其凝聚力量都与这个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它的特点就在于融合了众多的胡汉势力，集中原传统、草原游牧文化诸多要素于一身，具有强烈的兼纳和开放精神。这也是促使它在那纵横捭阖的博弈中能够展现开拓进取、引领潮流的基本动因。当李渊罢黜隋朝傀儡皇帝、建立唐朝之后，他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清除和收降那些反隋的其他势力，以此确立李唐的王统地位。

又经过唐太宗、唐高宗的持续跟进，唐朝建构了中原农耕社会的稳固基础。随后，朝廷又朝向周边四维开拓，相继征服了东西突厥、收降漠北铁勒诸部和其他众多的异族势力，将它的控制幅度推向了东北、蒙古高原和西域的纵深之地，形成了超越此前规模的多族群构合的一统化复合型王朝。

唐朝兴盛局面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融合的成果。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若从人群组合为中心的结构上考察，大体可分作汉系和胡汉结合的两种类型，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和“内亚边疆帝国模式”。

就唐朝而言，它更近似于胡汉结合的复合型王朝，这是因为唐朝的建构和强盛离不开众多外族人乃至域外人的参与。而唐朝之所以如此，正是有此前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塑造。东汉王朝灭亡后，一统化的局面虽然被分解，但它也为中原内外众多胡汉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机会，周边外族纷纷趁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争相发展壮大，凸显自己，它们彼此的争竞，又促成了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再现。

这种再现包含了众多的胡系民族及其文化的再造，它表明，新的一统既是此前一统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

那么，谁能够主宰一统化局面的再现呢？

历史并没有将这副重担托付给退缩在江左维系华夏传统的东晋和南朝，而是落在了胡汉融合秉持开放和兼纳的北方势力的肩头，更精确地说，是北方势力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在那个交织争衡的时代，谁能够积蓄力量、含括四方，谁就能承担更多的职责而构建一统化的王朝。从北朝到隋唐，这一系列的前后嬗替，确立了中原政治的命脉，并将它推向了江南，最终汇聚成唐朝的一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