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祐元年的反变法派来说，苏轼的到来至关重要。

一方面，苏轼是昔日被变法派重点打击报复的对象之一。王安石对苏轼的厌恶程度曾经已经达到了“恨怒苏轼，欲害之”的地步，眼下大张旗鼓地起复苏轼，本身就是反变法派卷土重来的一种宣告；而另一方面，反变法派也确实需要苏轼这位“以文学显重于天下”的文学大家来做他们的“文胆”。

那么朝中缺这么一位文胆吗？你别说，还真缺。变法派的干将章惇曾说过：“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原来当年王安石变法，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科举改革，罢掉了诗赋、明经等科目，专以经义策论取士。这么搞了十几年，大家终于发现不对劲了——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新人，务实倒是务实得很，可是写出来的东西未免也太难看一些了吧？

所以苏轼很快就被安排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中书舍人，负责根据“词头”草拟诰命。

所谓词头，乃是一份提纲性文件。按照宋代制度，朝廷在形成正式命令之前，宰相机构会将命令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要求形成“词头”，然后送到中书舍人的手里。中书舍人便要根据这份提纲舞动自己的如椽大笔，形成正式诰命，很显然，中书舍人如何行文，是能够直接影响朝廷诰命价值取向的。

苏轼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待。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岩叟上疏弹劾狄谘、刘定，指出这两个人“上挟奸党，下附庸材”，导致治安恶化，必须严惩——这两人乃是当年王安石进行《保甲法》改革时安排在河北的具体政策执行人，曾于元丰四年带着四百八十位大保长进京汇报工作。苏轼大笔一挥，在 《狄谘刘定各降一官》中为他们的行为彻底定了性，说他们“烦酷之声，溢于朕听，公肆其下，曲法受赇，收聚毫末，与农圃争利，使民无所致其忿，至欲贼*官吏”，巧妙地将矛盾集中到了“与农圃争利”五个字上面，借这两个人贬官的机会从官方角度对保甲法进行了否定。

而同年四月四日，反变法的范纯仁加官晋爵时，他又是妙笔如花，巧妙地把事情拐到了仁宗身上，说：“朕览观仁祖之遗迹，永怀庆历之元臣。强谏不忘，喜臧孙之有后；戎公是似，命召虎以来宣。”——而仁宗时的特色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不折腾”了。

一道道诰命从这位中书舍人的手上被起草出来，进而流传天下，而在残酷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变法派则彻底倒了霉，不光被贬官外放，还要在朝廷诰命中被狠狠地羞辱一番。比如吕惠卿被贬外放的时候，苏轼是这样为他定性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 ——这份文章写成之后很快便被天下传颂，而吕惠卿的名声也算是彻底臭了大街。

就这样，在苏轼的助推之下，司马光等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运动，朝中的变法派接二连三地受到了打击，一条条新法不断被废掉，而每当有人质疑哲宗皇帝这么做是“以子改父”的时候，苏轼等人就会把太皇太后搬出来——您瞧好喽，我们这可不是“以子改父，我们这是“以母改子”，名正言顺！

由于这段时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而依照惯例，中书舍人承受词头后必须当日起草成文，因此苏轼几乎成了反变法派里工作量最“饱满”的那个人，甚至跟友人抱怨到“为词头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暇”。

当然，中书舍人的工作不仅仅包括“草拟”诰命，实际上，假如苏轼认为上级下发的“词头”存在问题时，他甚至可以拒绝草拟正式命令，封还词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整个大宋权力体系的一道“安全阀”。

只不过司马光他们肯定想不到，这道“安全阀”，有时候是六亲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