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非正式会议在越南的岘港（Danang）举行。这个美丽的地方如今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越南第三大城市。正如这个城市名字所用的汉字并不常见一样，岘港也有着一段不算寻常的历史。
“Danang”并非“大南”
许多人都知道，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字曾经是古代越南的通行文字。因此，大多数越南的地名也以汉字的含义命名。譬如“河内”之义就是“红河流域之内”。虽然二战之后越南改用罗马字母的“国语字”，在形式上弃用了汉字，但国语字反映的其实仍是汉字的越南语读音（汉越音）。譬如“Hà Nội”还原成汉字依旧是“河内”二字，断不会有人将其音译作诸如“蛤诺伊”之类稀奇古怪的名字。实际上，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79 年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也正是这样规定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名，过去或现在用汉字书写的，一般都应沿用。”
岘港
但“岘港”偏偏不在此列。它的越南文名字写作“Đà Nẵng”，实在无法令人联想到“岘港”二字。葛剑雄先生在《顺化散记》里对此就感到困惑，“以为汉字应该用‘大南’一类”，结果“都无法与原来记得的汉字地名挂上钩”，进而感慨“越南，是不是早已离开了中国文化圈”云云。而事实不是这样，“岘港”也好，“Đà Nẵng”也罢，恰恰都是当地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当然，“Đà Nẵng”与汉越音中的“大南（Đại Nam）”差得非常远，如同松花江跟松花蛋一样大相径庭。前者还原成汉字的话，其实写作“沱㶞”。毫无疑问，这两个字既生僻，也看不出有什么含义。其原因也很简单，它其实是用汉字写成的一种音译。
令中国人困惑的“DANANG”
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千年之前。公元十世纪后期，“大越”趁着五代十国的纷乱自立之后，大体仅有今天的红河三角洲一隅，其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唯一的扩张方向只有南方的占婆补罗（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中国和越南史籍亦称之为“占城”。新兴的“大越”与占城的战争可谓史不绝书，有人甚至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后来占王去世，聘礼也是不还的），今日的岘港之地便是从此时起纳入越南版图之中的（但在十五世纪前时有反复）。
这里原来的主人将其称为“Da Nak”，在占语里的意思是“大江（指流经岘港的翰江）的入口”。越人取而代之之后，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参见2016年2月29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郭晔旻《越南为什么自称“中华”》），将这个地名的读音“汉（越）化”而为“Đà Nẵng”，记作“沱（陀）㶞”。在1555年杨文安撰写的《乌州近录》里，就出现了“松江祠……在广南陀㶞海门”的记载。直到二战以后越南废除汉字前，“沱㶞”都是岘港地方正式的汉文名称。
至于今日华文圈使用的“岘港”二字，在历史上出现得更晚。17世纪之后，陆续有华人南迁越南中、南部定居。有一种说法是，当地华人发现“沱㶞”这个港口盛产蚬子，所以称之为“蚬港”。另一种说法与之稍有不同，认为“沱㶞”港的地形有如蚬子，故以之命名。总之，后来大概意识到“蚬”字带“虫”不吉，因之改“虫”为“山”，故而才有了“岘港”。
蚬子
从沱㶞到土伦
也是从17世纪开始，越南陷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方的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后黎朝皇帝为君而大权独揽；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郑氏占据的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一面致力于向南扩张，一面也意识到，海外贸易是“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
